于洪君，曾任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现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会副会长，兼任多所高校兼职教授、博导。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主编《当今世界热点问题大揭密》、《改革与创新》，参与主持编写《万国博览》大型工具书等，合著《独联体国家宪法制度比较研究》等书。发表各种学术理论文章百余篇。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加速发展，不同国家、国家集团以及区域组织之间的利益不断碰撞交融，世界战略格局和地缘政治态势的演变日益变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围绕如何透过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表象、厘清世界形势的特点与走势、把握中国外交的理念和布局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前大使、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

国际格局深度调整主流诉求合作共赢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在两德统一、冷战结束25周年之际，国内外学者就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形势，包括国际格局、大国关系、世界经济、地缘政治、安全态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见仁见智。您怎样看待当前的国际形势？当前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景和主流诉求是什么？

于洪君：谈到这个问题，首先应回顾一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个科学判断的由来。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尚处于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之中。邓小平透过国际上纷乱驳杂的矛盾关系，得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要结论，为我国重新认识国际关系，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争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外部环境，提供了科学的判断和强有力的思想指南。冷战结束后，旧格局掩盖的老问题和力量对比失衡引发的新问题相互交织，战乱和冲突此起彼伏。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许多人在思想上陷入混乱。有鉴于此，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指出，冷战后的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和平与发展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更加突出。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此后多年，我们始终坚守这个科学判断。我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始终以此为依据。实践证明，我国依据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结论制定的对外战略与政策，经受住了历史检验。否则，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国际处境，就不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就不会前所未有地接近于国际舞台的中心。

近年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特点的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在这种形势下，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一方面要坚信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合作与共赢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景和主流诉求。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进一步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

《中国社会科学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但是国际社会中无休止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有时甚至是持续不止的动乱与战争。您怎样看待当前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和深度调整？

于洪君：人类社会从来都是多样性的统一，是矛盾的复合体。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前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和深度调整，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世界多极化进程持续发展，但变数增多。其中最大变数是美国单级体系衰落，中国崛起，俄罗斯复兴，印度发展广受重视，欧盟发展不如人愿。第二，经济全球化势如破竹，但“双刃剑”效应充分暴露。其负面影响不仅伤及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发展不均衡、社会不公正和经济秩序不合理等问题困扰全世界。第三，发展道路多样化难以抗拒，但制度和体制间的竞争愈发激烈。西方对发展中国家输出价值观，推动颜色革命，将其社会制度强加于人的图谋有增无减。第四，全球力量对比均衡化势不可挡，但稳定的均势尚未形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距离。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经济褪色风险增大。第五，国际秩序合理化呼声甚高，但斗争异常尖锐和复杂。围绕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秩序重构和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全球治理、推进联合国及国际金融机构改组等议题，各方的较量旷日持久，难成共识。第六，政治思潮多元化势如潮涌，彼此激荡又相互影响。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与民族排外情绪、反全球化浪潮和社会抗议活动此呼彼应，导致许多国家矛盾激化，冲突迭起。

如果再补充一点的话，那就是热点问题常态化难于化解，但国际局势整体可控。譬如，朝鲜核问题久拖不决，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之争旷日持久，南亚地区动荡无宁，西亚北非局势失控，乌克兰危机重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全面恶化，等等，但纵观全球，大局总体可控，世界不会重蹈冷战复辙，更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

国际合作动力强劲对话合作折冲对垒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和平自主外交政策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于洪君：新中国自成立时起，我们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这并不是因为当时我们在国际力量对比中没有优势，而是基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和平传统和品格，基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续高举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旗帜，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举世公认。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朝着符合时代潮流、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对世界形势和全球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开始广泛宣传人类的整体性和文明的多样性，强调不同文明形态相互交流与沟通、不同发展模式相互学习和借鉴，大力倡导新格局观、新秩序观、新安全观，为推动形成公正合理、健康稳定的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不懈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世界形势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中的交流与合作表现出怎样的趋势和特点？您能否谈谈，当前国际合作的原动力是什么？未来发展的方向是怎样的？

于洪君：由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科技进步一日千里，人类的整体性和世界的统一性持续加强。各国不仅经济上联系密切，相互依存，安全上也相互依赖，彼此借重。国际社会唯有携手并肩，同舟共济，才能有效应对恐怖主义、核扩散、气候变化、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毒品走私、大规模传染病、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才能化解网络安全、航路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等领域出现的威胁和挑战。

换言之，在后冷战时代，用对话代替敌视，以合作折冲对垒，这是各国处理对外关系的首要选项。我国早在冷战结束之初，便提议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间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因而成功地占领了国际关系中的道义制高点。

当前，国际社会中的交流与合作表现出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多主体、常态化等一系列新特点和新趋势。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制度迥异、政治理念相左以及国家利益碰撞原因，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还相当顽固，抵制、阻碍、危害国际合作的现象时有发生，有时还相当严重。但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和危机，无论经济的还是政治的，环境的还是安全的，双边的还是多边的，最终只能通过对话、沟通、协调、合作来解决。

不同文明交融互鉴中国发展立己达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国际社会与中国利益不断交融的同时，对中国的疑虑和戒备也有所加深。有人把我们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归结为外交辞令，也有人认为这是“韬光养晦”的翻版。在您看来，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思想精髓是什么？中国未来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于洪君：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是同一概念的两种表述，其核心思想是说中国要通过争取并维护和平稳定、互利合作、共谋发展的周边环境和国际大环境，不断地发展自己，持续地壮大自己，同时也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在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中国对合作发展做了如下阐释：中国坚持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化争端，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致力于通过同各国不断扩大互利合作、有效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协力解决关乎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可见，和平发展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基因与美德的自然传承和发展，是中国人民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这几年，国际社会对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影响力急剧上升有些不适，“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某些周边国家对华疑惧有所增加。为释疑解惑，中国以白皮书形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和共同发展。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基本的指导思想。

当然，我们旗帜鲜明地告知世界：在坚持和平发展的同时，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始终把维护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把捍卫安全和发展利益放在首位。任何势力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苦果！

多极外交成果丰硕中国气派初见端倪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外交既布局严整、一以贯之，又灵活施变、因时制宜。您认为，去年中国在外交战线上的重大收获和成果有哪些？

于洪君：去年中美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到会讲话，强调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使命和责任，强调双方应审时度势，转变思路，创新思维，不断开拓合作新局面。当年11月，奥巴马访华，中美领导人以“瀛台夜话”接续“庄园会晤”，就许多问题达成共识和协议。双方在经贸、人文、国际事务等领域的合作均有新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步伐稳健。

中国同俄罗斯及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合作去年又有大幅度提升，利益纽带拉得更紧。《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落实工作全面启动，双方合作拓展到物联网、云服务、大数据、智慧城市、可持续城镇化建设等领域。在非洲，习近平主席2013年确定的“真实亲诚”四字方针全面执行，中方倡议“七大合作工程”和“三大交通网络”受到欢迎。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中拉宣布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拉共体论坛正式创立。在南太平洋方向，中澳中新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南太平洋岛国建立起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至此，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基本建成。中国外交有了较高的历史起点，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出现于我有利的改变，国际事务中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初见端倪。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倡导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符合世界潮流，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也符合自身需要。在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方面，我们还有哪些亮点？

于洪君：亮点首先表现在多边外交方面。去年中国领导人出访足迹遍及五大洲。除习近平主席每次出访硕果累累之外，李克强总理五次出访欧亚非地区亦所获甚多。他全力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在资源、能源、民生、金融、高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促成许多合作项目。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与联合国及其机构始终保持良好关系，为解决全球热点问题和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出中国方案，发挥中国作用，作出中国贡献。譬如，在东北亚，中国坚持半岛无核化立场，坚持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努力为重启六方会谈积累条件；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持劝和促谈，适时提出政治解决建议，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支持三重过渡设想，为其提供新的援助与培训计划，通过主办伊斯坦布尔进程外长会，为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注入新动力；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提出政治解决的具体主张，鼓励各方走既符合国情又为各方接受的中间道路，推动安理会以协商一致原则解决那里的人道主义问题；在抗击埃博拉疫情方面，中国派出上千名医护人员参与救援，同时提供7.5亿元人民币援助；在处理与某些国家的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方面，中国维护自身主权和正当权益，同时提出“双轨思路”，强调有关争议由当事国协商解决，南海的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得到各方理解和认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外交布局总体上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在实践中不断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表现出很强的创新性和进取性。当前，中国外交哪些重大创议值得特别关注？

于洪君：首先应当说，新时期我国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这一点至关重要。此外，还有一些情况值得注意：2013年春，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首次出访选择了非洲。他在南非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访非后不久，习近平主席访问了俄罗斯和中亚，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不仅为提升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的关系，深化上合组织内的合作提出了“中国方案”，而且针对古丝绸之路沿线所有国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随后，他又出访了东南亚，提出了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国际社会对习近平作为国家元首首次出访安排热议如潮。有人断言中国对外战略布局有了重大调整，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被提到首位。事实是，中国丝毫没有忽视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当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双方确认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4年春，习近平主席出访欧洲，出席在海牙召开的世界核安全峰会，访问荷兰等国、欧盟总部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他通过发表讲演和撰写文章，多层面地阐释了中国外交理念，表明中国要在各个领域同欧盟扩大合作。他所提出的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相互结合，共同打造合作、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在中欧、欧亚和全球三个层面加强合作的构想，引起了很强的轰动效应。

“一带一路”睦邻富邻“亲诚惠容”共创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欧洲时曾经说过，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任何理由不坚持和平发展之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念，您认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点在哪里？中国未来将如何进行外交布局？

于洪君：中国对外战略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外交布局有很强的连续性、继承性和稳定性。它的主要特点，就是通常所说的“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

按照这样的思路和布局，首先，我们确认中美关系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多年前即主张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支持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与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其次，我们确认俄罗斯具有地区大国和潜在世界大国的双重属性，与其建立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周边实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合作方针，执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再次，我们确认发展中国家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力军，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是我们的战略资源，从而不断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积极推动南南合作。最后，我们确认联合国是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政府间组织，全面参与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活动，同时确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等国际机构的地位和作用，持续开展并深化与这些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务实合作。

近年来，随着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互动更加活跃。中国与各国的议会交往、政党交往、军队交往、文艺团体和社会组织交往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公共外交”成了中国总体外交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了中国全球外交大棋局中又一重要环节。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中国梦到亚洲梦，再到2014年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时提出亚太梦。您如何理解习主席的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中国梦及亚太梦实现启动了引擎，未来亚太地区的发展方向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走势如何？

于洪君：中国领导人利用在本国举办重要国际会议（如2014年的APEC）、到国外参加峰会和论坛等机会，广泛宣传中国的“三个自信”，推介和平发展理念和中国梦伟大构想，同时倡导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核心内容的新亚洲安全观，在2014年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时，习主席提出以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基础的亚太梦构想，引导亚太国家树立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意识；全面推动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着手实施周边世界互联互通宏伟蓝图；丰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60周年之际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至于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前进方向，习近平主席去年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已经做出回答，这就是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

（林跃勤为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于洪君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文章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