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支点国家”主要指那些因其具有特殊地理位置，或在某些国际问题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我用“小要国”这个概念来说明那些在地缘政治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对中国而言，发展同这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小国的双边关系，无疑是一个有助于中国对外政策目标实现的可行选择。小国虽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但同时这种弱势地位也为小国带来先天的道义上的优势，因此大国在处理和小国的争端时，很容易在国际舆论上陷入不利的境地。而且，一般情况下武力并不成为一个解决与小国争端可行的手段，这无疑也是考验中国处理对外关系能力的地方。另外，像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发展与小国的对外关系时，往往借助于民间团体和半官方机构的力量，比单纯依靠政府机构显然更为有利，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小国要极力避免卷入大国的冲突中，因此“两面下注”往往是小国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时经常的选项，但这种战略能否成功实现，还与大国间关系的性质有关，前提是大国不能够走向公开对抗。

随着中国的经济体量逐渐增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中国周边小国遍布，比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打交道该注意些什么？《小国与国际关系》一书的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韦民认为，小国虽然因为其人口、面积和资源上的限制，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但同时这种弱势地位也为小国带来先天的道义上的优势，因此大国在处理和小国的争端时，很容易在国际舆论上陷入不利的境地，对此需要非常注意。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小国数量众多，韦民认为，能否有效地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对于倡议的推进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与某些小国的成功合作将能够对其他国家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从而推动整个“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

避免“以大欺小”

澎湃新闻：“小国”具体指的是什么样的国家？

韦民：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对概念的清晰定义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研究小国与国也不例外。我在《小国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所采用的定义就是：“人口规模小于1000万的主权国家”。以人口规模作为界定小国的单一物质标准，在差异巨大、遍布世界各地的小国中是切实可行的。

当然，在不同的研究中，对小国的定义可以有所不同，需要具体情况而定。比如，当人们谈到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时，常常视菲律宾与越南为小国，但实际上菲律宾人口超过一亿，而越南人口接近一亿。不过，因为我们探讨的是中国与它们的关系，在这样的国家实力对比下，我们将它们视为小国也是合适的，并且像越南、菲律宾这样的东盟国家在国家行为上也往往更多体现出小国的特点。

总的而言，在具体的研究中小国需要有明确的定义，在不同的研究中，小国的定义又是开放的，而非一成不变的。

澎湃新闻：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外交非常强调发展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可以说那时中国外交更加重视小国吗？后来的“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方针，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的哪些变化？

韦民：关于建国初期中国更加重视与小国外交关系的说法是不准确的，那时中国外交强调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因素。比如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和后来的“以苏划线”，因此，很难说那时的外交更加重视小国。

改革开放后，中国为了自身拥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进行经济建设，开始积极开展同西方国家的对外关系，美国和日本等大国自然是中国外交的重点。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海外利益遍及世界各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这些客观因素都使得中国需要更加积极的发展同世界上相关国家的关系，就像王毅外长说的，要扩大中国的朋友圈。其中，数量众多的小国自然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澎湃新闻：有学者提出过中国外交需要着力打造“战略支点国家”，这个概念与您书中讲到的小国有哪些区别和联系？哪些小国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韦民：在我看来，“战略支点国家”主要指那些因其具有特殊地理位置，或在某些国际问题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与这些国家发展合作伙伴关系能够有助于中国对外政策目标实现，这样的国家对中国而言就是“战略支点国家”。

这一概念对于理解中国发展同一些国家的伙伴关系具有一定的意义，比如在中东的沙特，与朝鲜半岛的韩国，当然也有像东南亚的小国新加坡。

我在《小国与国际关系》一书中使用了“小要国”这个概念来说明那些在地缘政治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比如新加坡、以色列等国家都是区域性地缘政治中的关键国家。对于中国而言，发展同这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小国的双边关系，无疑是一个有助于中国对外政策目标实现的可行选择。

澎湃新闻：在近期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涉及到的国家不少都是小国，中国应该如何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

韦民：“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到的小国数量很多，能否有效地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对于倡议的推进将产生很大的影响。事实上，在现实中与小国的合作往往更容易取得进展，比如，这些集中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不大容易受到传统的地缘政治等观念的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与某些小国的成功合作将能对其他国家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从而推动整个“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

澎湃新闻：与小国打交道时，中国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比如在南海问题上，与菲律宾、越南等国打交道。另外，在方针和手段上，与处理大国关系有哪些不同？

韦民：小国虽然因为其人口、面积和资源上的限制，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但同时这种弱势地位也为小国带来先天的道义上的优势，因此大国在处理和小国的争端时，很容易在国际舆论上陷入不利的境地，对此需要非常注意。

在小国与大国的关系中，小国最惧怕的无非是大国强大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比如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相对中国处于绝对劣势，但中国很难轻易使用强硬手段来解决与它们的争端。因此，一般情况下武力并不成为一个解决与小国争端可行的手段，这无疑也是考验中国处理对外关系能力的地方。

美国多借助民间进行小国交往

澎湃新闻：在美国的同盟体系中，不仅有英国、德国、日本这样的大国，也有许多小国，如亚洲的新加坡，中东的巴林、科威特等国，美国在外交上处理小国关系有哪些特点？其中是否有值得中国外交借鉴的地方？

韦民：对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联盟的维持和巩固是保持其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小国也是美国盟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对外政策一贯奉行现实主义原则，比如，在必要的时候会选择显示实力，而小国最担心大国的地方，就是大国的强大实力。因而大国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些小国的支持，因为既然不能与之为敌，那么对这些小国而言，不如选择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美国在安全事务上的承诺。

另外，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也会发挥重要影响，比如在世界范围推行西方民主，在特定国家推动民主化进程，支持一些国家的民选政府上台执政，从而将这些国家纳入到自身的同盟体系中。

美国发展和小国关系上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但现阶段对中国而言有些是很难实现的，比如，我们很难想象中国能够选择将“显示实力”作为一种促进对外政策实现的常规手段；另一方面，中国外交奉行的是“不干涉原则”，因此像美国一样直接对一些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以促进其对外政策的实现对中国而言也是不可行的。

像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发展与小国的对外关系时，往往借助于民间团体和半官方机构的力量，比单纯依靠政府机构显然更为有利，这方面是值得中国外交学习的。

还有，在美国实现地区战略目标时经常选择的手段，是从地区性主导国家身边的小国入手。比如北约东扩的过程中，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家的作用，因此，中国积极发展同加勒比国家和南亚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家的外交关系是非常务实的选择。

小国的生存智慧

澎湃新闻：以小国的视角来看，在对外关系上，小国有哪些生存智慧？有不少观点认为在亚太地区的中美竞争中，不少东南亚国家都采取一种两面下注的战略。那么在大国的竞争中，小国是否能够成功地做到两面下注为自身谋利，还是不可避免的要依附于大国？

韦民：小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因此在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就要依靠智慧，就像孟子曾经说过“以小事大以智”。

首先，作为那些在地缘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小国，就能够利用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其影响力，比如像新加坡。

其次，在处理与大国关系中，小国力求避免的就是不轻易卷入大国间的冲突之中。对于很多小国而言，维持与区域内大国和主要邻国的关系至关重要，比如格鲁吉亚就因为没有维持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为本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最后，尽管综合国力有限，但小国也可以在特定的国际问题领域结成联盟以发挥影响力，比如《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就是在小岛国的倡议下缔结的，再比如，东盟在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的领导作用。

我们在上面提到小国要极力避免卷入大国的冲突中，因此“两面下注”往往是小国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时经常的选项。我们可以以泰国为例进行说明。虽然泰国在内政上时常陷入混乱，但如果仔细观察，泰国在外交上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国家。

泰国在历史上是唯一没有被殖民过的东南亚国家，原因之一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英法两国在东南亚殖民过程中的竞争，以保全自己。

二战之后，泰国又是最早与美国建立军事同盟的东南亚国家之一，对于维护其国家安全产生了积极的意义。泰国与中国建交后，两国关系迅速发展，尽管泰国是美国盟友，但同时也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之一。因此有效的对外政策对于小国的生存至关重要，泰国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当然，这种两面下注的战略能否成功实现，还与大国间关系的性质有关，前提是大国不能够走向公开对抗，试想如果中美在亚太地区走向公开的对抗，那么泰国和新加坡等国将很难继续奉行现在两面下注的对外政策。

澎湃新闻：在全球化时代，小国的生存空间是拓展了还是缩小了？

韦民：全球化时代对于小国而言的确是难得的发展机会，可以利用全球的资源有效地克服领土面积、人口和资源上的劣势。很多小国一直以来都是自由贸易的重要受益者，通过贸易的方式获得本国稀缺的资源以促进发展，同样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一些小国通过极为自由化的法律吸引资本流入成为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像开曼群岛。

还有像卡塔尔、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就大量雇佣海外劳工在本国各行业中工作，在卡塔尔，海外劳工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其国家人口。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城市国家，但却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它的很多士兵就在海外训练，武器也大量存放在其他国家。

由于小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有限，并不像大国一样在制定发展政策时要考虑很多传统安全因素，比如有些小岛国会通过租借军事基地给大国，以换取资金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还有的小国会根据相关的国际公约，出售自己的域名权以换取资金。这些做法对于很多大国而言是难以想象的，但确实是有些小国的生存手段。

澎湃新闻：大英帝国在殖民体系瓦解后土地人口大幅减小，国际影响力也随之减弱，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尽管与英国等国相比还很落后，但因为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国土面积，却在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与它的人口和国土面积有怎样的关系？

韦民：人口和土地面积对一国的发展的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绝不会只由它的人口和面积来决定，但反过来它的人口和面积又决定了国家发展的限度和可能性。

荷兰作为十七世纪的霸权国家，因为人口与土地的限制，在之后的国际竞争中很快失去优势。为什么像印度、巴西和印尼这些现在还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迅速上升，甚至远远超过它们曾经的宗主国英国、葡萄牙和荷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依靠大量的人口和广阔的土地面积而获得的发展潜力，被人们所认可。

总而言之，思考国家规模与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行为的关系，是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小国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还是远远不足的。

小国研究相对落后

澎湃新闻：您研究的小国，与常见的国别地区研究有什么不同？

韦民：小国研究是把这些小国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强调的是发现它们之共性，寻求关于小国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规。比如在《小国与国际关系》中，小国的“小”，就是影响小国对外政策行为的重要变量。

另一方面，传统的地区研究关注的是世界上的不同区域，在这些区域中有各种规模的国家，但研究者关注的往往都是区域中的大国或者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而在国别研究中有些小国像瑞士、以色列、新加坡则因为其自身的特点受到不少关注。上述研究都是关注的个例，与小国与国际关系研究强调的普遍性意义具有很大的区别。

澎湃新闻：目前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关于小国的研究似乎相对滞后。

韦民：小国研究相对落后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研究价值与其国际地位、国际作用、国际影响成正比，小国因为影响力相对大国要小，因此更少受到关注。

其次，对于研究者自身而言，研究大国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研究资金，学术交流等机会，自然吸引到更多地研究者加入到大国的研究行列中。如此，小国的研究者也成为了学术界中的弱势群体。同时，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大国研究和宏大的理论范式往往更具影响力，而小国研究集中在对国际体系有影响的局部性、领域性问题之上，人们往往不认为这能带来重要的学术影响力。

最后，小国研究在学术上尚不成熟，因此关于概念、理论和方法还存在较大争议，也为研究者的研究增加了难度。可以说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上述几点因素都有非常明显的表现。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文章转自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