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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昭奎:中日关系如何走出“死胡同”?
发表时间:2015-06-14 18:10 来源:国际网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应约与安倍会见,是捍卫国家利益之举,是维护世界和平之举,其目的就是通过两国首脑的直接会谈,起到避免中日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作用,将中日两国从战争悬崖边上拉回来,这应该是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和平做出的重要贡献,值得载入史册。而且从中国方面来讲,根据习近平主席的“互利双赢”外交理念,处理国家关系,既要抓矛盾分歧,更要抓“共同利益”,包括缓解矛盾分歧带来的“共同利益”,而当今缓和中日关系紧张,防止中日紧张升级,正是两国和两国政府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习主席应约与安倍首相会见,体现了一个大国领袖的崇高风范、宏达气度和大局外交思维。未来中日两国破冰可能是一个“时快时迟”、“有进有退”的缓慢过程,两国政府要努力使两国关系稳扎稳打,步步改善,防止横生枝节或出尔反尔,切实遵循和落实四点原则共识,相向而行,积水成渊,积量变为质变,推动两国关系走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轨道。

编者按:近年来,东亚地区地缘政治博弈的烈度有所加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日关系受历史问题和海洋权益争端等因素困扰而一路下滑,甚至走进了不知如何是好的“死胡同”;另一方面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持续推进和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坚定立场致使双方互信水平不升反降。与这两大矛盾同步展开的则是美日同盟的继续强化。美、中、日三国是当今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三者关系的好坏不仅关乎东亚的命运,而且关涉世界和平的未来。为此,我刊专门邀请专家学者就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所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飨读者。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日关系的近况如何?发展趋势如何?成为既让人期待又令人担心的问题。

2012年4月16日,日本右翼分子、东京都知事、自民党人石原慎太郎在华盛顿演说时口出狂言:东京都将“购买”钓鱼岛。当年9月11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在内阁会议上最终通过了从2012年度国家预算中支出20.5亿日元“购买”钓鱼岛本岛、北小岛、南小岛的决议,正式将三岛“收归国有”。日本政府的购岛行为激起中方的强烈反应,一些地方出现了涉日游行示威,中日关系陷入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两国高层交往全面中断,政治互信严重受损,相互猜疑达到了复交以来的最高点,相互信任降到了复交以来的最低点,可以说已经陷入了“谁都不信谁”的严重信任危机,双方都把对方政府的每一个外交和内政行为看成是针对己方(在事实上大部分确是如此,但未必是全部)。两国政治互信的缺失和政治关系的恶化影响到中日关系的方方面面,经贸关系倒退,两国民众的相互感情持续下滑,降到了复交以来,甚至是新中国诞生以来的最低点,两国军事对峙已达到了被国际社会认为“即使明天发生战争也不奇怪”的剑拔弩张状态。一言以蔽之,中日关系仿佛真的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为此,早在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G20圣彼得堡峰会之际的短暂站立会见时就说:“近来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1]然而此后中日关系继续恶化,已发展到了接近“全面崩溃”、“坏到不能再坏”的状态,所谓“再坏”就是擦枪走火,就是战争。面对这种情况,2014年11月在北京召开APEC峰会前夕,中日双方通过艰难的谈判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习近平主席应约会见安倍首相,使剑拔弩张的中日关系终于出现了转机。

第一次“习、安会”的背景

根据笔者的观察,促成第一次“习、安会”的背景主要是:

第一,是否举行中日首脑会谈,取决于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取决于我们开展对日外交工作的需要,而从当时国际形势和对日外交的发展变化看,两国领导人不仅需要“见面”,而且需要“坐下来谈”。

多年来,特别是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中日之间形成了一种“惯例”或“规矩”,这就是只要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日领导人就不能会见,从而造成了安倍首相将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作为左右中日两国关系的“道具”,依照自己的政治需要或参拜,或献祭品,或表示“无可奉告(是否参拜)”,仿佛中日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只有他才说了算,只有他才掌握了中日两国关系的主导权;仿佛中国需要“求”他不去参拜甚至不献祭品,才能在对日外交上有所动作,甚至世界都要盯着他走向靖国神社的脚步,才知道中日两国关系可能出现什么状态。

我们当然要坚决反对日本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反对,而且与之做斗争,但是,拒绝两国首脑会面并非是唯一的斗争方式。同他见面,当面批判他的错误,戳穿他拜鬼(被国际法庭判决的、犯有反人类罪的战犯)的不义本质,也是一种斗争方式,我们非常有必要将左右中日关系的主导权拿到中方手里。

第二,第一次“习、安会”前夕,中日关系已经出现了十分紧张和危险的局面,为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为了捍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发展成果,中国领导人需要“直面”导致中日关系出现这种困难局面的责任人和肇事者,劝说和警告其必须放弃战争边缘政策。尽管目前还不能说日本已经“复活军国主义”,但是日本国内确实存在着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极右势力,而防止日本出现军国主义复辟之路,也是中国责无旁贷的国际责任。同时,我们还需防止出现“美日共同抗中”的局面。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应约与安倍会见,是捍卫国家利益之举,是维护世界和平之举,其目的就是通过两国首脑的直接会谈,起到避免中日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作用,将中日两国从战争悬崖边上拉回来,这应该是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和平做出的重要贡献,值得载入史册。

第三,在第一次“习、安会”之前,安倍首相一再表示要见习主席,其主要目的是在国际上捞取政治资本,如果中国不见,就给他反诬中国“关上了谈判大门”找到理由。但是,安倍作为一国首相,“当家才知柴米油盐贵”,不会不知道与中国对抗下去,对日本经济和能源安全等的破坏性影响(日本能源运输生命线的最后一海里大都处于中日对抗海域),因而安倍要求会见习主席应该说也存有希望改善日中关系这层意思。这与习主席在2013年曾经说过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想法是有共同点的。既然两个领导人对两国关系的认识存在共同点,都有推动两国关系走出“死胡同”的愿望,双方就有一定的会谈基础。

第四,2006年10月安倍第一次上台执政时,曾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家,进行了所谓“破冰之旅”,与中方达成确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共识,与如今的安倍“判若两人”(尽管其内在政治理念是前后一贯的)。这说明安倍“对抗中国”也罢,“改善日中关系”也罢,归根到底都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换句话说,在2006年的形势下,“改善日中关系”在政治上比较有利;而在近年来,“对抗中国”在政治上比较有利;时至今日,“实现日中首脑会见”在政治上比较有利,无论怎么做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考虑,当然也有“政治理念”的考虑,但比起政治利益终究是第二位的问题。而从中国方面来讲,根据习近平主席的“互利双赢”外交理念,处理国家关系,既要抓矛盾分歧,更要抓“共同利益”,包括缓解矛盾分歧带来的“共同利益”,而当今缓和中日关系紧张,防止中日紧张升级,正是两国和两国政府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

第五,2014年8月9日至10日,富士电视台(FNN)的民调显示,认为有必要尽快举行日中首脑会谈的人数超过半数,为54.5%,日本电视台(NHK)的这个数字是55%,但日本电视台(NHK)的民调同时显示,66%的民众对安倍坚持日中首脑会谈“不应附带条件”表示支持或基本支持。

与此同时,考虑到尽管日本民众对中国持好感的人数比例跌至复交以来最低,然而认为日中关系重要的人数比例持续高达70%以上,而且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对安倍政府采取“与中国为敌”的政策表示不满。这充分说明“习、安会”是我们直接争取日本民众的良机,不应该放弃这个可以直接向日本民众展现中国领导人政治魅力的机会。

第一次“习、安会”的主要成果

2014年11月10日,习主席应约与安倍首相会见,体现了一个大国领袖的崇高风范、宏达气度和大局外交思维。据笔者观察,四点原则共识和“习、安会”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四点原则共识和“习、安会”使两国关系持续两年多的空前严峻局面终于迎来重要转机。尽管两国没有也不可能靠一次首脑会谈解决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但重要的是双方达成了要“管控”彼此之间分歧的原则共识,对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所称的“欧洲各国舆论认为日中两国在明天开战都是有可能”,而且在事实上确实存在擦枪走火危险的中日紧张关系起到了明显的降温和“退烧”作用,将两国从战争悬崖边上拉回来。

第二,四点原则共识和“习、安会”避免了中日紧张局势对中国推进“APEC外交”的干扰,而中国通过成功推进“APEC外交”,彰显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大国战略和大国担当,促进了中国与亚太主要国家双边关系的新发展,推动了“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战略,开辟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合作新领域,凸显了中国外交的全球性引领和局部性主导作用。

第三,“习、安会”对推动中日之间开展各个级别、部门、领域的对话乃至地方交流起到了“带头”作用。例如中日财长于2014年11月15日同意重启中断了两年零七个月的部长级对话;同年11月中旬中日再次就启动“中日海上联络机制”进行磋商,也被认为是遵照“习、安会”精神做出的反应;中日两国环保部门也开展了高级别对话并推动中日应对气候变化和地区性环境污染问题的合作。

第四,“习、安会”通过缓和中日紧张局势,对于日本国内政治“一路向右”的走势也产生了一定的阻遏作用。这是因为虽然保守化、右倾化日益成为日本政治的主流,但日本不是铁板一块,其国内矛盾很大很多,包括政治上的右翼与左翼、鹰派与鸽派、军国主义余孽与和平主义力量。在历史问题上,既有极力否认侵略史的右翼势力,也有承认对中国是侵略的大部分国民和积极主张对侵略历史进行反省的民间正义人士;在经济问题上,广大民众对所谓“安倍经济学”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此外,日本知识界对安倍推行保密法非常担心,怕回到战前那种容不得不同声音和主张的恐怖时代。在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和“习、安会”之前,中日之间高度紧张关系被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极右势力视为推动日本社会“极右化”和“战前化”、进一步打压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甚至再次使日本成为破坏东亚地区稳定的策源地的良机(石原慎太郎在2014年7月还在叫嚣要同中国“打一仗”)。然而,经过中日双方的外交努力和两国领导人的会见,及时地使中日关系得到缓和,既打击了日本极右好战势力,又支持了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在2014年12月日本众议院大选中,以“次世代党”(所谓“次世代党”的主要成员都是80岁上下的老者)为首的极右政治势力的缩水和泄气,也与他们失去了利用中日紧张关系升温这个“抓手”不无关系。

第五,“习、安会”给期盼中日政治关系走出迄今这种冰冻状态的中日两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带来了希望。“习、安会”回应了两国多数公众希望两国政府重视和改善关系的主流民意,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争取被政治右倾化潮流裹挟的部分日本国民和民意的作用。

从第二次“习、安会”看中日关系的趋势

第一次“习、安会”虽然走出了中日关系改善的第一步,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中日之间的“冰层”之厚度和深度大大超出了2008年安倍第一次上台时中日之间的“冰层”,因此可以预计中日关系会很难再现2008年“破冰”、“融冰”、“迎春”、“暖春”那样的迅速改善过程。由于两国之间严重的“不信任感”依然没有完全消除,干扰中日关系的负面因素很多(如日美制定新防卫指针,解禁集体自卫权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2015年4月,习主席借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之际,仍然面带微笑地与安倍握手并举行了25分钟的会谈。

第一,双方都认为,自2014年11月的会谈之后,经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两国关系出现了一定的改善,两国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并可对地区与世界的安定与繁荣做出贡献。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是良好的两国关系的基础,今后需要继续深化包括青少年交流在内的各个层次的对话与交流。

第二,习近平强调,我们愿意同日方加强对话沟通,增信释疑,努力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关于“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双方同意回到中日互惠关系的原点,不搞对抗不搞对立,尽快启动“海上紧急联络机制”。

第三,在历史问题上,习主席表明“今年虽然是二战结束70周年,但中国无意针对某个特定国家”,同时表明“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应对亚洲邻国的忧虑,对外发出积极正视历史的讯息”,安倍则回应遵循“村山谈话”精神。

第四,在亚投行问题上,习主席表示“亚投行是现代丝绸之路,并已获得了国际社会欢迎”。安倍表示在“亚洲地区存在着很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这一点上与中方有共识,但希望中方就亚投行如何“确保公正的管理和借入国债务的持续可能性”等问题做出说明。

第五,对东海纠纷问题,安倍表示“东海紧张状态持续,希望日中两国以东海和平、合作、友好为共同目标和利益,日本希望尽快开始运用两国防卫当局之间的海、空联络机制,也希望加快实施2008年6月达成的合作开发东海天然气的协议。另外也希望推进两国安全领域对话来贡献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定”。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后,安倍对随行的日本记者团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首脑会谈,日中关系正走向改善。”

继第一次“习、安会”后,第二次“习、安会”对促使中日关系趋向缓和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点,中方基于对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深入理解,认识到必须从“中日关系越紧张,日本国内右翼势力越嚣张,进而挑动中日关系更紧张”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通过中国领导人与日本领导人的再次会见,通过中国高层与自民党政治家的多次会见,表现出中方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的姿态,显示出中方愿意通过保持经常的对话态势,促使双方对彼此的意图、目标和预期有更好的了解,增信释疑,求同存异,稳妥处理分歧,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趋向缓和,从而有利于消除日方对中国的战略误解,也是对日本国内,特别是自民党内制约安倍那种背离主流民意的鹰派右翼政策的理性派和国内不希望与中国对抗的主流民意的有力支持。

第二点,习主席强调“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应对亚洲邻国的忧虑,对外发出积极正视历史的讯息”,是对安倍准备发表的所谓“安倍谈话”的一个有力牵制,促使安倍认识到那种在口头上“遵循”、在实质上“阉割”村山谈话将带来的严重后果。反之,如果安倍谈话是能够尊重历史、能够改善中日国民感情的谈话,中日关系将可能进一步得到改善。

第三点,中国领导人在会见中提及亚投行、丝绸之路等话题,促使日方认识到响应中国“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应成为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内容,有助于日方解决其国内的经济和民生课题。中日关系从来就存在着既相互牵制,又相互合作的两面性。然而,近年来由于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发难,导致中日关系日益紧张,两国关系出现了“相互牵制过度”、“相互合作倒退”的不正常局面。今后,通过推动中日关系的缓和进程,增进彼此了解,促进相互合作,减弱两国相互牵制的一面,增强两国相互合作的一面,对两国的发展和两国的民生都可望带来实际的利益。

第四点,中国领导人从战略的高度,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从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动应对,努力掌控中日关系的主导权,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化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来引导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在第一次“习、安会”后,尽管安倍内阁继续推行“军事复国”路线,废弃“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与美国共同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然而中国领导人却再次会见安倍,通过首脑外交继续推动中日关系向缓和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拆除可能导致中日冲突的“引信”,正是显示了中国领导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外交理念和汤因比所称的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方法”。

总之,中日再次破冰将可能是一个“时快时迟”、“有进有退”的缓慢过程,两国政府要努力使两国关系稳扎稳打,步步改善,防止横生枝节或出尔反尔,切实遵循和落实四点原则共识,相向而行,积水成渊,积量变为质变,推动两国关系走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轨道。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转自当代世界)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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