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呈现中流砥柱特色，深具独特魅力，体现了我国长期奉行不称霸和多作贡献的外交方针，体现了不当头、蹈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也体现了当今我国主张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和平与发展、勇于大国担当的外交理念，在共商、共建、共享和合作共赢中发挥我国的重要作用。

在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因素可谓是决定日本对华政策的最大外部动因。中美关系的任何变动总能触动日本，促使其适时地做出调整。可以说只要中美关系搞好了，中日关系自然会好转。但也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矛盾如果激化了，中国就不去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目前面对日本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的行为，中国一方面要严守立场，划定红线。另一方面，中国应实施“两手对两手”策略，实现战略定力和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既在战略上把准和平、友好、合作大方向，又在行动上做出扎扎实实努力，推进务实合作，强化经贸往来，不断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所展现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就是求同存异。求同存异的理念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思想，后来成为国际谈判的一个指导思想。求同存异理念源于“和为贵”、“和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但它又是一个创新，推陈出新。万隆会议后，求同存异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也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的重要理念。

总体来看，消除和填补全球治理赤字的途径和方法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革现有的全球治理及其体制。二是充分发挥联合国和联合国成员国的主导作用。三是大国协调、大国合作、大国带头。在这方面，G20应该起到相对有效而成功的协调和合作作用。四是坚持主权平等，形成完善全球治理的合力。

沈国放把多边外交的特点归纳成三个“多”和一个“大”，将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参与多边外交分为五个阶段：第五阶段是自2013年以来，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与变革的阶段，中国对多边外交做了一系列全球性、战略性和开创性的谋划和部署，使中国多边外交从理念到机制，从行动到成效都进入了蓬勃发展深入灌溉的新时期。

目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界进入了一个格局重构、秩序重建的重要时期。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一项长期但又紧迫的任务已经摆到全世界面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条件也有义务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引领者、推动者、建设者，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外交理论的创新是继承基础上创新，是要继往又要开来。以下四点似可作为我们理论创新的思考。第一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第二是“和而不同”的处世原则；第三是“同舟共济”的合作理念；第四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

由于特朗普政府的退出，气候变化也难以在短期内成为中美两国双边关系的支柱和亮点。然而，中美之间在气候治理方面仍然存在合作空间。特朗普虽然改变了美国联邦政府的气候政策，但美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地方政府仍会积极参与气候治理。此外，中美许多城市都是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因此城市政府合作对于中美减排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而且中美企业可进一步促进两国清洁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商业化，推动清洁能源领域相关的市场开拓以及创造就业机会。

纵观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不难看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时代特点和中国发展要求相结合的产物；二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蕴含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的智慧，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制作功夫，本着“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原则，从中吸取养分的结果。事实上，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一系列理论和理念、政策思想和重大举措，都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和养分。

中国外交的自信，必然扎根于文化的自信。中国外交的特色，必然体现中国的人文传承。我们要积极挖掘和阐发中华民族的丰厚历史资源、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加强对外话语建设，提出能够展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汲取原创性的养分，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文化软实力，是中国实现大国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外交理论创新，帮助国际社会更好的应对21世纪的挑战，是正在民族复兴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