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人以“世界大国”这样的自我期待面对其他“非西方国家”对中国是“世界边缘”这样的认知时候，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往往会产生，进而恶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民间关系。“一带一路”当然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在对外交往中，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主动的、大规模的向“非西方”“非华人”世界主动走出去，这意味着中国会更加直接的与这些国家建立联系，民众也开始直视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印象，而彼此的交流则必然影响彼此身份的建构，进而推动中国身份的改变。

评估一项外交政策的成果，不能只看该政策获取了多大的国家利益，而是要比较所获得的国家利益是否大于所付出的代价，因为该政策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国家利益。如果获得的国家利益大于所付出的外交成本，说明该项外交政策是有成效的；如果两者相等则说明该项对外政策是无效的；如获得的国家利益小于外交成本，则意味该政策是失败的。此外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制定对外政策，不仅能够扩大国家利益的政策是成功的，能够减少国家利益损失的政策也是成功的。

面对TPP和TTIP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渐趋扩大的影响，中国也应当充分挖掘G20机制塑造贸易体系的潜力，抓住杭州峰会的契机，制定出上、中、下不同层级的策略目标。最高目标即通过杭州峰会，提升G20在全球多边与区域贸易机制中的影响力，增强其对多边与区域贸易的约束力。中级目标是通过杭州峰会，加大WTO、中国-东盟自贸区等中国所参与的多边与区域贸易机制的执行力与约束力。最低目标则是平衡奥巴马政府试图继续拓展TPP和TTIP贸易机制的行为，争取在峰会期间不涉及相关贸易机制的讨论。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希望杭州峰会能够在以往的基础上，为世界经济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让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面对当前挑战，第一，我们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第二，我们应该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第三，我们应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第四，我们应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第五，我们应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除了要重视现实利益因素之外，还要重视价值观念的因素，这是2.0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要素。尽管中美之间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已进入3.0版的时代，国际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不能仅是西方国家所提倡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而应是超越国界的全球价值观（Global Value）。全球价值观包含的面很广，除了“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等价值观念外，习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方向。

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以充分利用G20体制框架来构建，因为G20框架已为中美两国的长期战略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首先，中美两国在G20体制中的独特地位奠定了两国合作的基础。其次，中美两国在G20体制内没有结构性矛盾。再次，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对G20体制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未来中美两国可以G20为平台，展开充分沟通和协调，加强G20改革合作，使之成为保障中美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制度设计。

国际秩序简单地说就是游戏规则，是国家相处之道。就中国而言，综合实力的提升已经改变了当今的国际格局，但尚未从根本上触及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塑造的游戏规则。而且目前中国对游戏规则(秩序)的解构能力显然强于建构能力，表现为倡议宣誓远远多于规则制定。因此，中国在未来会积极利用G20等多边平台补足制度性公共产品的软肋，真正打造令人信服的“命运共同体”。

“东盟外长联合声明”事件折射出新加坡处理与东盟、美国、中国关系时的一些原则与偏好：新是东盟整合的积极推动者，在维护东盟统一立场上比大多数东盟成员国更坚定；美国始终是新加坡国家安全的最大外来保障；新希望美国强化在本地区的存在，以便恢复中国崛起所导致的力量失衡；新乐于与中国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在两岸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但安全问题另当别论；新不愿意在中美之间二选一，但不拒绝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协作，稍稍施压中国。基于上述判断，中国未来处理南海争端等与东盟有关的安全议题时，应该摆脱文化纽带的束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预估除菲律宾仲裁案外，美国还会鼓动其他仲裁案，一个接一个上。对此，中国要以讲理为主，尽量控制南海问题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干扰。对域外国家，中国应与其发展双边关系，控制其介入南海问题的冲动。而就中美关系本身，也要控制南海问题对整体双边关系的冲击。现在的麻烦是，主观上我们想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但客观上问题却在突出。所以南海问题在坚持立场的同时，不要让其外溢到其他领域；在其他方面，还是要寻求与美国合作，与美国共同推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于其他国家，也要这样，不因为别的国家介入南海问题而放弃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

未来的中日关系，尤其在安全领域，势必是摩擦加剧、挑衅加剧、对抗加剧，“竞争”与“制衡”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论述两国关系的关键词和定性语。既然中日关系是战略竞争关系，我们就必须对战略层面的竞争与战术层面的竞争加以区分，要经常保持战略层面竞争高于战术层面竞争，竞争与合作并行不悖的态势。换言之，中国应强调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一方面在涉及自身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立场，绝不拿原则问题做交易，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某一个具体的敏感问题影响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个大局，更不能使之影响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