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有所作为”，但不能随心所欲，不能畏惧西方，但也不可狂妄地想着替代西方。这两种心态都可能导致颠覆性的错误。在内政上，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但也不能关起门来，自以为是地搞建设。中国需要结合东西方最佳实践和经验，把内部经济建设和制度搞上去。在外交方面，中国要继续和国际接轨，在现行国际体系里往上爬。但中国也不能盲目相信西方会和平地欢迎中国的崛起，而是要主动预先准备，善于建立自己主导的开放性区域甚至国际秩序。亚投行就是个很好的尝试，不同于美国主导的TPP等排他性组织。中国不是要颠覆现存国际体系，而是要补充现存体系缺乏的一些功能，在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实力。

从法理上说，中国在南海的权益主张并非讲不清楚，现在之所以仍留有模糊的空间，国家利益因素固然有之，但笔者认为更多的是出于区域政治层面的大局考量，因为没有哪一方比中国更珍视南海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但问题在于，美国在南海用抵近侦察的方式一再冲撞中国利益底线，菲律宾在美国的幕后指使下一意孤行强推南海仲裁案，全然不顾及这些行为对地区稳定的负面影响，企图软硬兼施逼中国就范。而这往往适得其反。南海之争错综复杂，有时候运用模糊性政策不见得是最好的方式，但很可能是最不坏的方式，至少能避免把矛盾出口彻底堵死。在南海争议中多一些创造性模糊，其实也是给了各方更多回旋余地和纵横捭阖的空间。

合作共赢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途径。要开展双边、地区以及全球层面合作，不断扩大中美关系的积极面，持续积累两国发展的正能量。在双边层面，增强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强战略界、军方的互动交往；密切企业、民间人文交往，做到提质增效，夯实两国关系的民心基础。在地区层面，针对朝核问题、阿富汗重建、中东问题等地区热点难点问题，展开建设性合作，致力于推动问题解决。在全球层面，面对公共疾病传染、全球贸易、网络安全、反恐、打击海盗、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消灭贫困、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稳定、防核扩散等问题，中美应携手应对解决，共谋人类社会福祉。

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强国，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起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一带一路”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开端，也是中国崛起必须通过的重要“考试”。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式实施，中国形成了包括“两条腿”（“新型大国关系”与“一带一路”）和“一个圈”（周边外交）的大外交。“一带一路”彰显了和平、尊重、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其国际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突破国家间安全困境，二是承担大国责任，三是形成在国际社会上的软实力。

在发达经济体改革治理体系的意愿大大下降的背景下，如何实现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的机制转型，成为今年中国主办G20杭州峰会亟须破解的难题。引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或许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相较之下，2030议程是一个涵盖17项大目标、169项小目标的具体行动议程，每项议程都有相应的联合国机构或其他国际机构在负责落实。G20如果介入这些机构的落实工作，一是可为这些机构提供“政治推动力”，毕竟G20国家是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在这些国际机构的投票权和话语权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二是以身作则，带头配合这些机构的工作，形成大国示范引领、各国竞相落实的良好局面；三是这些机构也会为落实G20会议的共识提供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从而有效提高G20的执行力。

未来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否具备相当分量，中国能否对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可能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中国国内发展情况。二是大国心态的变化。虽然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实现巨大发展，但中国民众仍然处在百年国耻的屈辱感中。这类心理当然不是健康的大国心态，至少是在相关问题上缺乏客观认识或大局观。这还需要进一步培养。三是中国的全球治理必须切实做出成绩来。四是要协调好与现代体系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规范区分为价值观规范和操作性规范两种类型，中国向国际社会的规范倡议特性，就是重点强调价值观规范，而具体的操作性规范则较为含糊。鉴于此，公共外交应该更多向国际社会展示偏向于操作性的规范。为了让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让他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公共外交实践所内涵的规范理念应该更多聚焦于普通个体和国家的基本福利相关的功能性事务治理的规范理念的表达。中国的公共外交目标，在于塑造形象，改善认知，树立情感，影响政策。要完成这一任务，通过诸多渠道和技术的公共外交实践，必须聚焦于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自身的规范理念和价值。规范供给确保公共外交的成效，人性原则是基础，操作性规范是方向，功能性规范是重点，最后还需做到规范的内外一致。

当前大国关系调整的确不利于中国在东南方向单打独斗，特别是俄罗斯与美欧借助中东合作阶段性缓和关系后，中国来自美欧日的突然叠加。但中国并非无牌可打，亦不必因焦虑而失去方寸。针对日本不断加码的对华攻势，中国完全可以放缓在南海的行动节奏，与争端国家维持现状，回避与美国海上争锋，集中力量在东海和钓鱼岛方向对日用力，迫使资源有限的日本由攻转守，收缩战线重点看守，进而依次摆脱由日本双向发力而造成的不利局面。亚太目前形成的海权争端态势，对中国而言既是维权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多方力量构筑的战略陷阱，中国应避免多头出击和两线受力，坚持以我为主，有所为有所不为，定能斩断乱麻，跳出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