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十分艰巨，但在周边和全球两个大舞台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展望2017，中国外交可能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但不论如何，保持定力，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才是最重要的。中国应努力思考并引导构建出一套反映全球现状与地区现实、以中国所倡导的可持续安全观为基础的合作机制，并使其成为各方共同接受的新型国际关系基础架构。

特朗普最近的言行有可能是在试探中方的反应，也可能是在有意布局，增加他在未来的外交筹码，但毕竟为我们敲了警钟。对他的容忍也许会让他更加狂妄，得寸进尺。对这种喜欢搏出位的商人，应考虑使用非传统方式对待。当然这是挑战，但也有机遇。中方应考虑适度增加反应的强度，要让他知道中国的底线，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也显然有他的软肋，让他感觉到压力甚至疼痛是必需的。如果仍然沿用传统的方式，用主流思维框架看到他，可能会使我们陷入被动。

中国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理念，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作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模式，把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作为国与国交往的新路。中国创新外交理论、践行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懈努力正在全球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有利于抵制逆全球化思潮负面影响。

明年特朗普上台后，中国贸易可能进入最为困难的一年。我们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首先，政府一定要与企业一道做好应诉准备，尤其是培养一些熟悉WTO反倾销、反补贴规则的法律专家。其次，政府也要提醒中国企业防止窝里斗、内部价格无序竞争、相互削价，提高产品质量，不给对方以借口对我们进行反倾销打击。如果有国家公然抛开WTO规则，对中国产品收取重税甚至制裁，中国也应做好反制准备，绝不能含糊。

2016年是中国外交攻坚开拓的重要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攻坚克难，开拓进取，不仅在世界形势乱局中有力维护了我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并且还在国际体系变局中全面提升了我国的地位影响和制度性权利。总体而言，2016年的中国外交更加主动，更加进取，更加自信，更加成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方位推进，取得一系列让国人自豪，令各方钦佩的重要成果。

无论从道义还是利益的角度，中国都应继续高举全球化的旗帜。中国要微调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平衡关系，同时争取国家能力供给和全球化动力需求之间的总体协调。当务之急是识别全球化“三个地带”，针对性制定全球化新战略。三者中，在全球化的成熟带和增长带上着力，都是外向型的全球化思维。考虑到自身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还要有内向型的全球化思维。简言之，要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更为便利化的国内经济体系，打破地区、行业和旧有利益的束缚，从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在外部全球化遭遇挫折的时候，中国国内的改革同样是全球化的希望和潜力所在。

我国在进行战略对冲时，需要分清主次，把握强硬与妥协的度。目前，我国在南海岛礁的吹填工作已经完成，下一步应致力于“守”，避免在该地区与美国形成直接的军事对抗。对日关系应致力于“争”，在积极努力改善双边关系的前提下，适度扩大目前已经在钓鱼岛和油气田领域争取的利益。在朝核问题上，应致力于“合作”。中美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领域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因此需要与美形成一定程度的政策协调。在萨德问题上，应致力于“攻”，坚决反对，对美采取强硬并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对韩施展外交智慧，运用多种资源，必要时实施利益交换。

我国参与全球治理，要在全球治理中争取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那就需要重视以我为主的认证体系建设。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对来自西方的各种认证体系较为重视，有时难免存在盲目被人认证的现象，让人牵着鼻子走。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必须要从受动思维转为能动思维。只有这样，以我为主的创新才会不断迸发，真正发挥引领而非被引领的效果。

双方就涉及南海的问题交换了看法。双方重申争议问题不是中菲双边关系的全部。双方就以适当方式处理南海争议的重要性交换了意见。双方重申维护及促进和平稳定、在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根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