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是不平衡的国际贸易规则影响国内政治生态的结果，它为调整国际贸易规则体系提供了一个不破不立的契机。有鉴于此，中国应把握贸易规则大调整与再平衡的契机，参与到贸易规则调整与创设中，扭转在现有国际贸易制度与世贸组织谈判中的不利地位，影响并调整相应规则，以“规则红利”的方式维持并提升中国在贸易领域的话语权与形塑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开始形成体系，也成为外交实践的指导原则。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国际责任观和国家利益观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思想内涵，突出表现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外交理念。

目前，中菲关系不断向好发展。继中菲外长共谈两国“共同开发”南海之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也一批准中菲在南海进行联合勘探。中菲两国向着共同开发南海的目标向前迈出了不小的一步。但从联合勘探到共同开发，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菲律宾国内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也不会立刻消失。因此在南海的油气资源凸显，且在菲律宾国内对共同开发尚存分歧的情况下，中国可以静待南海局势的下一步发展，同时抓住时机强化南海问题的双边互动框架。

当前中国的经济实力优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重要节点，有可能系统性地影响同周边国家的战略关系。在经济上，如不考虑美国因素，在东亚已经没有国家可以形成对中国的有效制衡。而经济实力上的优势加大了中国利用现有国际机制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难度。同样在经济实力差距日趋悬殊的情况下，周边大国更多倾向于寻求与霸主美国进一步捆绑利益，以平衡中国影响力的快速增长。不过周边小国欢迎一个强大的中国，因为这给了它们另外做出选择的可能。

中国外交呈现中流砥柱特色，深具独特魅力，体现了我国长期奉行不称霸和多作贡献的外交方针，体现了不当头、蹈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也体现了当今我国主张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和平与发展、勇于大国担当的外交理念，在共商、共建、共享和合作共赢中发挥我国的重要作用。

在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因素可谓是决定日本对华政策的最大外部动因。中美关系的任何变动总能触动日本，促使其适时地做出调整。可以说只要中美关系搞好了，中日关系自然会好转。但也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矛盾如果激化了，中国就不去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目前面对日本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的行为，中国一方面要严守立场，划定红线。另一方面，中国应实施“两手对两手”策略，实现战略定力和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既在战略上把准和平、友好、合作大方向，又在行动上做出扎扎实实努力，推进务实合作，强化经贸往来，不断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所展现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就是求同存异。求同存异的理念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思想，后来成为国际谈判的一个指导思想。求同存异理念源于“和为贵”、“和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但它又是一个创新，推陈出新。万隆会议后，求同存异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也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的重要理念。

总体来看，消除和填补全球治理赤字的途径和方法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革现有的全球治理及其体制。二是充分发挥联合国和联合国成员国的主导作用。三是大国协调、大国合作、大国带头。在这方面，G20应该起到相对有效而成功的协调和合作作用。四是坚持主权平等，形成完善全球治理的合力。

沈国放把多边外交的特点归纳成三个“多”和一个“大”，将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参与多边外交分为五个阶段：第五阶段是自2013年以来，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与变革的阶段，中国对多边外交做了一系列全球性、战略性和开创性的谋划和部署，使中国多边外交从理念到机制，从行动到成效都进入了蓬勃发展深入灌溉的新时期。

目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界进入了一个格局重构、秩序重建的重要时期。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一项长期但又紧迫的任务已经摆到全世界面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条件也有义务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引领者、推动者、建设者，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