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认知差异并不容易。我们长期有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是和而不同，这是创建和谐世界非常好的路径理念，但我们还缺乏如何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第二个观念是求同存异，这个“同”讲的是共同的利益，但我们需要从现在的利益跨越到更大的价值。价值肯定是有不同的，此时就需要找到更高的价值，一种能够跨越不同价值的更高价值认同，而这也是促成中美未来能够形成一种更好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提出并实施一系列外交大战略、大思想和大理念，取得了辉煌业绩，将“四个自信”全面深入贯彻到外交领域，形成外交自信与自觉；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世界梦融通，谱写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崭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洞察国际风云演变，把握时代前进方向，站立世界发展潮头，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为指导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提供了理论和思想武器，为推动国际体系变革完善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英国脱欧是不平衡的国际贸易规则影响国内政治生态的结果，它为调整国际贸易规则体系提供了一个不破不立的契机。有鉴于此，中国应把握贸易规则大调整与再平衡的契机，参与到贸易规则调整与创设中，扭转在现有国际贸易制度与世贸组织谈判中的不利地位，影响并调整相应规则，以“规则红利”的方式维持并提升中国在贸易领域的话语权与形塑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开始形成体系，也成为外交实践的指导原则。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国际责任观和国家利益观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思想内涵，突出表现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外交理念。

目前，中菲关系不断向好发展。继中菲外长共谈两国“共同开发”南海之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也一批准中菲在南海进行联合勘探。中菲两国向着共同开发南海的目标向前迈出了不小的一步。但从联合勘探到共同开发，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菲律宾国内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也不会立刻消失。因此在南海的油气资源凸显，且在菲律宾国内对共同开发尚存分歧的情况下，中国可以静待南海局势的下一步发展，同时抓住时机强化南海问题的双边互动框架。

当前中国的经济实力优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重要节点，有可能系统性地影响同周边国家的战略关系。在经济上，如不考虑美国因素，在东亚已经没有国家可以形成对中国的有效制衡。而经济实力上的优势加大了中国利用现有国际机制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难度。同样在经济实力差距日趋悬殊的情况下，周边大国更多倾向于寻求与霸主美国进一步捆绑利益，以平衡中国影响力的快速增长。不过周边小国欢迎一个强大的中国，因为这给了它们另外做出选择的可能。

中国外交呈现中流砥柱特色，深具独特魅力，体现了我国长期奉行不称霸和多作贡献的外交方针，体现了不当头、蹈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也体现了当今我国主张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和平与发展、勇于大国担当的外交理念，在共商、共建、共享和合作共赢中发挥我国的重要作用。

在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因素可谓是决定日本对华政策的最大外部动因。中美关系的任何变动总能触动日本，促使其适时地做出调整。可以说只要中美关系搞好了，中日关系自然会好转。但也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矛盾如果激化了，中国就不去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目前面对日本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的行为，中国一方面要严守立场，划定红线。另一方面，中国应实施“两手对两手”策略，实现战略定力和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既在战略上把准和平、友好、合作大方向，又在行动上做出扎扎实实努力，推进务实合作，强化经贸往来，不断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所展现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就是求同存异。求同存异的理念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思想，后来成为国际谈判的一个指导思想。求同存异理念源于“和为贵”、“和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但它又是一个创新，推陈出新。万隆会议后，求同存异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也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的重要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