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贫富分化加剧，甚至威胁到民主社会的根基，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普通民众都对现有经济和贸易体制不满。这种阶层固化导致社会精英与底层民众的分离，不同阶层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越发趋向意识形态化，进一步导致社会的撕裂。

这次移交不是一个“国际化”的进程，而是一个“私有化”的进程。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前进，而是在倒退。这个方案的核心，是把DNS(Domain Name System，域名系统)的管理机构变成一个私有化的机构。不过整体看，美国毕竟还是做了动作，这个动作的真正意义，不是美国实际交出了什么，而是确切发出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需要一个新秩序的信号。域名解析、注册、包括根服务器这些，只是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非常有限的一小部分。如果中国能够从这次移交进程中认真总结经验，以更大的力度，实质性地加入到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建设和完善的进程之中，真正能够以此为契机，全面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以及制定和应用规则的能力，那么移交后的全球网络空间，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个充满了战略机遇的全新疆域。

美国无法通过此次大选打破的国内政治僵局，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日益加深的负面拖累，消耗经济复苏内生动力，制约振兴经济的潜能发挥。社会矛盾激化和经济低迷或保持温和增长而无望高速发展的新常态将持续。但由于美国政治精英崇尚“妥协”这门政治艺术，破解政治僵局会不时出现局部空间；同时，美国在诸多领域仍拥有先进科技支撑的较强生产力、全球名列前茅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竞争力，其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的局面将维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过去八年奥巴马在外交上表现出明显的战略收缩，这里或许包含了他本人获得诺奖的情怀，但更多的还是在全球化“他者崛起”背景下，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而不得不做的调整。除了把中国崛起视为美国主导的旧秩序的最大天敌，奥巴马的两任外交和国家安全团队都有制约中等地区强国或集团崛起、增加其改变地区秩序成本的深远考量。欧盟、俄罗斯和沙特等各有自己的地缘生态圈子，这是后冷战时期多极世界和多边主义的必然逻辑。对继任者而言，奥巴马在外交上虽然能力欠佳，但也提供了某种思路。“奥巴马主义”的核心在于靠后指挥、借力打力，减少直接武装干涉，这应成为美国下任政府认真反思的教材。

整体而言，两党候选人在辩论中各有攻守。由于此前舆论对特朗普期望不高，结果反而使人眼前一亮，觉得他稍胜一筹。希拉里则属于正常发挥，一如既往展现出职业政客的专业性与娴熟的辩论技巧。双方有关税收、贸易、种族、外交与安全等议题的争论，再次凸显两党根本性理念的差异。在“反当权派”思潮汹涌的今天，对希拉里来说程式化的发言只能增加民众对她的反感，而特朗普缺乏行政经历和经验未必不会成为他的优势。“骗子”与“疯子”之战，值得继续关注。

TPP能否在奥巴马任内通过，取决于其是否能够成功说服国会议员、一定程度上改变民意。除此之外，美国大选选情尤其是特朗普当选的可能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TPP的审议结果。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的程度早已不同于美国建国之初，尤其美国若要继续主导全球秩序，就不可能采取以往的孤立主义。通过TPP，只是改头换面与否和时间早晚的问题。无论谁接下来入主白宫，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战略目标应该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对于美国民众来说，反对的并非是“自由贸易”本身，而是期待政策能够切实带来生活质量的提升。

随着金钱政治助推政府权力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势头日益加强，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得不到照顾，甚至受到伤害，广大民众，包括少数理性政治精英，反对和批判金钱政治的情绪不断高涨。他们担心美国正在逐渐沦为寡头统治国家。但是，尽管大选已几乎丧失不断凝聚社会新共识、及时实施政策调整和催生社会变革的应有功能，民众对行政当局和国会的支持率低下、对政党政治和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信心走低，不言而喻，当前，美国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条件并不成熟，根本改变金钱政治及其运作的努力很难在短期内取得任何进展。

政党政治和代议制度本质上都是精英的游戏，但选民基础的变化必然决定政党的变化。共和党的危机短期来看是党内极端候选人的危机，但长期来说是如何应对其选民基础变化的危机。共和党的应对却进退失据，甚至为短期的选举利益而牺牲了党的宗旨和长远政治目标，也要为目前这种政党原则浮动，面目不清，主流力量边缘化、支持者逐渐远离的生存危机负上责任。在美国国内，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已经偏离了原有的中间偏右和中间偏左路线，而向更右和更左的方向发展，相互之间的距离也更大。随着传统的美国中间路线政治主张迅速地边缘化，2016年之后的美国政治光谱都势必就此改写。

希拉里看重的似乎并不是美中两国的互惠互利，而是中国是否遵守美国主导的规则与秩序。希拉里极可能在经贸、亚太、网络等诸多领域以“国际规则“之名向中国施压。或者说，“睿智”其实只是为了更为“坚定”或者“强硬”。但与希拉里的对华强硬比较而言，特朗普如今的言论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而且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的可能作为远不像希拉里这样具有明确的可预见性。

美中关系或许是下任美国总统必须处理的最重要关系。尽管中国有时对奥巴马的政策感到沮丧，但也存在取得共同进展的领域。他们对希拉里总统可以抱以同样的期待。中国若能在经济领域聪明行事，特朗普任总统后机会就非常大，而且能在安全等其他领域获得更多回旋余地。但如果他们无意间与美国形成对抗，未来就会极不确定，并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为中国不确定的经济增添额外的不可预测因素，对中国或习近平主席来说不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