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安全的中心在于商业能源的核能利用管理,而NPT的核心在于如何不让核技术转向军用,而不是消灭核大国之外的核技术扩散,而在于管理规范的设立。在美国看来,日本核技术发展在核不扩散体系中透明地发展风险可控,而且可以为美国所用。战后美国的对日战略和外交主要是在全球背景下制定和实施的,其中核心支柱就是首先帮助日本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然后“借力”日本巩固这个国际秩序。原子能领域同样体现了美国的这个思维。对美国而言,首先当然需要确保日本不走向核国家,但美国的目标并不仅限于此,而是要在日本非核的基础上成为核不扩散体系忠实的维护者。奥巴马去广岛的目的不可能是道歉,美国国内政治的内转和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挑战是主要的背景。 |
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在日本三重县伊势志摩市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后,将于本周五访问广岛,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到访在日美两国具有极大争议的核攻击地。 对于这个历史性的决定,有的认为是奥巴马在任期结束前留下政治遗产的需要而作出的决定,有的则认为这是为了巩固日美同盟牵制中国的战略需要所致,还有的则担心奥巴马的“道歉之旅”可能会进一步激活日本国内的历史修正主义抬头,进而对中日和日韩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但是,笔者认为要理解美国总统的广岛之行决定,还是需要从国际秩序的全球角度才能抓住核心。 美国于1945年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后,苏联、英国、法国、中国在之后的20年时间里先后成为了核国家,这可以说是第一轮的“核扩散”,如何管理这种“终极死亡武器”扩散变成为了重要的全球日程。1970年签署的《核不扩散条约》(NPT)规定允许上述五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些国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其他签署国则不能拥有核武器,但是可以和平利用原子能,但需要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核查。 冷战结束,第二轮“核扩散”出现,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成为了核国家,并且没有加入核不扩散体系,2000年后朝鲜退出NPT并进行了多次核试验,伊朗则长期被怀疑正在研发核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核扩散的问题在南亚、中东和东北亚都在深化。 如果说前两轮核扩散还主要在主权国家之间的扩散,那么美国担心的第三轮核扩散可能会在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中间扩散,特别是如果恐怖组织出现核扩散将会带来严重的安全后果。 另一方面,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竞选演说中则多次直接指出美国不应该继续为日本、韩国等盟友提供核保护伞,而应当让他们成为核国家。这样的言论不仅会刺激这些国家内部的核武装论,同样会对不扩散体制构成挑战。 可以说,战后国际秩序中的核不扩散体制,正在受到主权国家之间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两个层面的扩散威胁。 日本在核问题上的矛盾心理 日本在核问题上具有相当复杂的心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非核”是日本安全保障现实选择和外交道义资源考量的结论,它不会轻易放弃。一方面,在一个核武器尚存在的世界里,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受其“核保护伞”的保护不仅成本低,而且可以避免周边国家的疑虑。另一方面,作为唯一一个受到核武器攻击的国家,“非核”对于日本外交来说是重要的道义资源和软实力。 第二,日本希望保持潜在的开发核武器能力,以应对美国的“核保护伞”失灵情况时有自助能力。这种潜在能力被日本认为在安全保障上具有潜在的“威慑力” 第三,这种潜在的核武器开发能力,也被认为是日本在国际政治中作为大国的地位标志性能力。 美国作为战后核不扩散体制的设计者,在了解日本的矛盾心理基础上,清楚认识到日本在核不扩散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因而采取了灵活的政策。 首先,美国认识到需要给日本一个比较特殊的安排,才能减弱日本矛盾心理中的“有核”的因素,增强“非核”的倾向,通过双边协定“捆绑日本”。在美国的主要盟友中,英法都是核大国,而日本本身是一个原子能发电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拥有成为核大国潜能的盟国,过度的限制将会造成日本的民族情绪高涨适得其反。 为此,1988年《日美原子能协定》缔结,日本成为185个签署了NPT条约国家中,唯一一个可以进行铀浓缩和钚再处理的国家(除了五个核大国外),而这些活动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钚是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日本目前钚储量已经达到40多吨,国际社会对此有疑虑,而国际社会的这种疑虑本身,也成为美国对日在核问题上可以借助的“间接压力”。另一方面,美国很注意及时重申对日本的“核保护伞”承诺,朝鲜核武试验后,美国往往会第一时间向日本重复保证。 第二,美国认识到日本在核电技术上的潜能,通过企业合作的方式在技术上“捆绑日本”。战后日本的核电站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企业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为了防止日本核能技术的封闭式开发带来隐患,日本东芝和日立与美国的通用电气(GE)和西屋电气(Westing house)长期合作。 第三,通过让日本发展核电站技术,塑造日本和平利用核能的示范模式,带动其他国家走同样的道路,进而巩固核不扩扩散体系。在美国看来,核技术既然已经发展出来就不会消失,关键在于管理,不转化为核武器。日本不是核武器国家,但是核电站大国,日本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做得怎么样对其他国家具有风向标意义。如何让日本担负起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领导作用,不仅可以在道义上限制日本国内发展核武器的声音,还能让其更加自觉地在核能出口规范制定方面听从美国的建议。 核安全的中心在于商业能源的核能利用管理,而NPT的核心在于如何不让核技术转向军用,而不是消灭核大国之外的核技术扩散,而在于管理规范的设立。正因为如此,针对日本2011年3.11大地震与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出现的反对核运动,美国相反强烈支持日本重开核电站,并且发展核技术与鼓励其核电站出口,在美国看来,日本核技术发展在核不扩散体系中透明地发展风险可控,而且可以为美国所用。 战后美国的对日战略和外交主要是在全球背景下制定和实施的,其中核心支柱就是首先帮助日本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然后“借力”日本巩固这个国际秩序。原子能领域同样体现了美国的这个思维。 对于美国来说,首先当然需要确保日本不走向核国家,但美国的目标并不仅限于此,而是要在日本非核的基础上成为核不扩散体系忠实的维护者。奥巴马去广岛的目的不可能是道歉,美国国内政治的内转和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挑战是主要的背景。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文章转自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