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了一篇题为“美鹰派司令呼吁对华再强硬点”的文章，称“美国官员表示，生于日本、说话刻薄的哈里斯已在私底下(偶尔公开地)发起一个运动，希望促使白宫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与此同时，美国防长卡特也不断发出对华强硬的声音，甚至说将长期对抗中国，就像美苏在长达50年时间里的冷战那样。在中美两国在南海等问题上的博弈日益频繁、复杂的情况下，作为国防部长的卡特和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哈里斯表现出这种姿态，引起了各方对美国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走向的关注。很多人都在思考，卡特、哈里斯所代表的美国鹰派，到底在美国有多大的影响？

美国“鹰派”为何能借机崛起？

对于美国的“鹰派”与“鸽派”，或强硬派与务实派，不能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一是，每个人都是变化的，在不同时期、不同职位上的立场可能发生变化；二是，每个人的立场，都是在与其他人比较的过程中得到定位与认识的。用这种两分法，我们可以在几乎所有国家中发现这种“鹰派”与“鸽派”之间的分野。因此，在美国有“鹰派”的声音，是政治生态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

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致力纠正其前任的“错误”。一方面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完成抽身；另一方面，削减军事费用的开支，被美国国内甚至外界认为“全面战略收缩”。“鹰派”在美国的势力和影响也因此受到打压。2015年以来，美国舆论要求调整对华政策呼声上升，“鹰派”的声音开始赢得更多的舆论关注。在学术界，一些美国的“中国通”，包括兰普顿、鲍大可等人，开始反思美国对华政策。杰弗里·贝德等也建议要为美国对华政策寻找第三条道路，要超越传统“遏制与合作”二分法。

在此背景下，一些美国“鹰派”人物更是借机崛起，强势发声。美国国防部的“中国通”白邦瑞在其去年出版的著作《百年马拉松》一书中称，中国对美国实施“战略欺骗计划”，要取代美国的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导地位。“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在相关报告中，也呼吁美国要积极限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扩张。军队是美国的传统“鹰巢”。国防部长卡特、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等人，更是轮番上阵，不断制造舆论，试图将美国对华政策逼上自己的“鹰派”轨道，以舆论来绑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军方与政府长期关系微妙

这些声音的上升，虽然看似来势汹汹，但其实并不代表美国政治的主流。从短期来看，这是由选举综合症所致。美国政治有一个传统，总统的权威会随着任期结束的临近而不断下降。尤其是任期的最后两年，被称为“跛鸭总统”时期，各种不同声音和挑战也随之泛起。美国军方与文官政府长期关系微妙，更是趁机跳出来，想从白宫和国务院手中抢夺对外事务的决定权，吸引下届领导人的注意力，也为个人的前途做一个短线投资。

从长期来看，这是美国相对衰落导致“鹰派”的恐惧所致，而这一趋势对“鹰派”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并不利。2012年，东亚地区GDP合计约16.1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5.7万亿美元，历史上第一次与美国和欧盟的经济规模相当。这是现代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面对过的局面。美国失去了相对于东亚的绝对经济优势地位，不再能单边决定东亚事务。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共识消失，不同派别之间的角力上升。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所言，“美国需要一个敌国，来给外交政策带来焦点和连续性”。中国就很“荣幸”地成为美国对外政策讨论的一个焦点。

缩小版的美国“鹰派”

当前美国的“鹰派”，与小布什时期的“鹰派”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国际格局不同。小布什时期，“鹰派”认为美国是“自由、和平与正义之极”。而现在，就连美国“鹰派”也已在事实上接受了多极格局的现实。

其次，战略手段不同。以前的美国“鹰派”以霸权战略为特征，盟国和对手都是其管理对象。而当前的美国“鹰派”，转而利用盟国与他国矛盾，以域外平衡者的身份维持领导地位。

第三，战略目标不同。过去的美国“鹰派”，谋取全方位的绝对优势。而当前的美国“鹰派”，则准备局部相对优势，已经是缩小版的“鹰派”了。

更重要的是，美国“鹰派”往往没有抓住中美关系的要点。美国“鹰派”人物过于关注安全议题，而忽视中美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过于关注地区主导性的争夺，而无视两国在其他国际议题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及其潜能。事实上，最能体现中美关系现状的不是军事安全关系，而且经济贸易关系。在经贸领域，中美两国是分歧与共识、竞争与合作并存，更充分地体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远非简单直接的军事安全关系所能相提并论。

目前，美国“鹰派”虽然声音很大，但和者甚寡，更不是美国政治的主流，只是体现了部分人的焦虑而已，在本质上是美国政治周期性的表现。在此次大选过程中，中国议题虽然较为热门，但并不是首要议题，美国有很多比所谓的“中国威胁”更迫切的问题需要处理。正如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说过的，美国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无所不能的国家。不管“鹰派”如何积极活动，都超越不了这个基本事实。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