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法官的任命要经过总统提名、参院司法委员会审议以及全院辩论和投票表决三个阶段。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参院都会批准总统提名的大法官，但也有例外。因此，在目前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的情况下，拜登对大法官的提名必将引发两党新一轮较量。而且从美国的政治氛围来看，主导最高法院一直是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一个基本目标，拜登对大法官的提名人选必遭到共和党保守派的反对。此外，民主党内部的分歧也使得任命有不能通过的风险。

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不断深化，拜登政府重新定义了中美关系，在认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总体方向的基础上，将中国明确定义为“最严峻竞争者”，甚至奉行“弹性遏制战略”，在遏华的总方向上更进一步。拜登总统上台一年以来，不断调整国防布局，从国防组织架构、国防预算、作战概念开发、军种建设以及全球军事部署等多个方面进行调整，以应对新一轮大国竞争。

较之以往，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具有新意。但鉴于拜登政府采取民主党版本的“美国优先”路线，从根本上限制了其印太经济战略的可信度和吸引力。中国对于拜登的印太战略报告不必过度反应，但却需要对未来较长时期美国全力回归和经营印太地区这一趋势早做准备。这份报告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以及美国施压中国的新手法，需要引起重视。

残存的恐怖主义势力和伊朗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让美国在伊拉克撤军问题上“进退两难”。由于伊朗正变得越来越“难对付”，美国若要继续遏制伊朗则需付出更高昂的代价。恰在此时，美国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更是增强了伊朗的信心。同时，集中注意力应对“中国的挑战”是美国宣布从伊拉克撤军的说辞之一，但若真从伊拉克撤军恐怕会在中东地区给中国留下“战略真空”，这似乎成为美国的另一个“两难选择”。

近日，乌克兰局势骤然升级，美国在俄罗斯出兵后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对俄采取新制裁进行回应。总体看，新制裁强度远大于此前数轮制裁，目标不断扩大，手段不断丰富，程度不断加码，但很可能仍无法阻止俄罗斯。

政治极化在美国的表现和后果包括：政治光谱失衡，橄榄球变哑铃；两党水火不容，执政效率更低；是非曲直不辨，反智主义盛行；各种矛盾激化，社会撕裂更甚。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激化是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本原因，两党制和党派博弈的劣质化是美国政治极化的制度原因，现实社会发展对选举制度的冲击是美国政治人物极化的直接原因，新媒体的发展是美国普通民众政治极化的技术原因。美国的政治极化趋势在短期内难以逆转，其对国际社会特别是我国可能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通常，美国新总统上台头两年较为强势，是兑现各项竞选承诺的黄金窗口期。这种“强势”局面，一般要到在野党在中期选举中夺走国会至少一个院的多数党地位后才会打破，但拜登很可能成为例外。当前拜登的“无所作为”，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美国的一些长期走势。第一，美国两党政治极化的局面将长期持续。第二，党派政治向其他领域渗透，加深社会分裂。第三，疫情给美国带来的改变，势将给美国政治和社会留下长期印记。

拜登执政一年遇到的困境，其实是美国全球化道路遭遇“瓶颈”，非经改革不能前行。政治上，美式民主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政治极化导致的“否决政治”与“政治衰败”是其必然结局。经济上，逆全球化的反潮流根本无法抵挡全球化的浪潮，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非长远之计。至于种族问题，一旦系统性种族歧视的黑幕被揭开，非经过痛彻心腑的反省与改革，美国社会将难回平静。

当前以霸权护持为信条的美国外交已经陷入与尼克松时代相似的困局，面临二战以来的又一次严峻挑战。美国的危局要求拜登政府就最关键的问题做出决断，那就是美国要不要“顺水推舟”接受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还是继续勉强维持霸权和所谓“全球领导力”。与特朗普相比，拜登给出了明确和坚决的答案——美国将致力于重获“实力地位”，重振霸权地位和“全球领导力”。

抱有“罗斯福梦”的拜登，面对的挑战远比当初预计的要严峻——在新冠疫情反弹、供应链危机、高通胀、油气能源价格上涨、美墨边境移民危机的多重冲击下，拜登不仅没有“治愈”美国，连自己也陷入了艰难、逼仄的政治处境之中。经过一年的执政，拜登或许明白，美国最大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它自己。在大国竞争的时代，内政的比拼才是根本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