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拜登政府正在评估对华政策，美国知名亚洲问题专家包道格认为，外界对美中关系回暖不应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美中双方目前都没有动因去改善他们之间的竞争性关系，以内政为优先的拜登政府会继续保持对华强硬的路线。他呼吁双方从小事做起，防止美中关系滑向冲突。

拜登政府用“竞争-合作-对抗”框架来定义中美关系，存在着不少逻辑上的漏洞。其一，“竞争”、“合作”、“对抗”三个词汇本身就存在语义上和逻辑上的相互对立。其二，“竞争”与“对抗”的界限模糊，在实际政策操作中如何对二者进行区分，令人困惑。鉴于目前中美双方存在竞争的领域众多，畅通对话机制，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渠道，应成为两国在当前形势下管控竞争、避免对抗的应有之举。

随着美国经济逐步摆脱疫情影响，“超宽松”正在失去实施条件，美联储或将调整货币政策。按照目前美国经济的反弹速度，美联储应该不会等到2022年底或者2023年才会收紧货币政策，最早今年四季度可能就会以隐蔽性方式开始。疫情的走势仍是未来最需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还需关注美联储释放紧缩货币政策信号后，美国和新兴市场的反应。短期内，要特别关注美国财政部二季度国债发行情况，其将对年内下半年美联储政策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相比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拜登“始于国内”的“中产阶级外交”多了一丝克制。但面对严重分化的国内政治背景，拜登政府在高举“中产阶级外交”大旗的同时，也不得不谨慎处理摆在其面前的“特朗普遗产”，并在部分议题上予以妥协和继承。这种“躇踌之情”也令美国对华外交理念呈现“意图未改，手段有变”的特质。今后如何能在这种“动态调整”之中找到属于自己外交的节奏和步调，将是拜登及其团队面临的重大挑战。

美国对朝对韩政策存在矛盾心态。美一方面为驻军、保有其主导权、强化联盟就必须强调朝核威胁，同时还可以借朝核问题布设针对中国的新的导弹防御系统。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朝核问题失控。在这种矛盾心态下，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阻止朝鲜核问题的升级。此外，基于迫切性和相关性等因素来分析，美国现阶段并没有花费过多精力和财力解决朝核问题的意愿。

包括总统拜登在内的美国政府高官，多次强调多边外交的重要性，相信战争无法解决冲突，唯有谈判才是解决冲突的正确途径。美国要与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做切割，要“回到”多边外交舞台。然而，拜登政府的上述说辞并没有在此次巴以冲突中经受考验并得到印证。而中国作为本月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在巴以冲突中努力发挥建设性作用。

美国版的科技“举国体制”，究竟能否奏效，有待观察。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最终真正的敌人永远是自己。科技无尽，创新无尽。今天的中国，迎来新机遇和新挑战，我们也需要全新的战略。我们不怕竞争、不惧挑战。但也需从根本着手，尤其是长期制约科技发展的教育与科研层面的体制机制问题。除此之外，更要敢于“破圈”，开创全新的体制机制。

拜登强调美国不能“被中国打败”，这意味着今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定位和分配上，美国不仅要以“打败中国”为目标，更要以新能源、绿色新经济与中国“脱钩”为导向。这无疑违背了全球化规则，肢解了各国之间客观上不应分离、也不能分离的供应链原则，将给包括电动车技术和销售在内，本来应该着眼于市场竞争导向的资源组合，带来新的分裂风险。

在战略利益和地区利益的交叉作用下，美国围绕地区安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推动“民主化”改革多次出台了中亚政策，差别在于受外部环境变化，安全、经济和“民主化”的优先次序不断调整，战略和地区利益的重点不同。目前根据拜登的公开讲话，中亚短期内不会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拜登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中亚战略。但其中亚政策也会有变化：一是重视内外结合、外部优先的策略。二是借助美国在全球性问题上的领导力，吸引中亚国家积极参与。三是通过中亚投资合作伙伴计划，促进中亚跨区域项目建设。

“中产阶级外交”是拜登政府的整体外交，其内涵和外延不局限于对外经贸政策，也涉及国家安全战略及整体外交走向。旨在统筹美国内外力量，重建美国力根基，并利用美国的军事、经济、外交、科技及盟友资源，最大程度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不过是对前任总统相关政策趋向的进一步明确，也是为特朗普式“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变换了一种看起来更加温和和讨好国内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