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设计，是想要在安全、经济和国际影响力三个领域同时发力，让21世纪的美国重复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执政业绩。但简单地把“对华战略竞争”视为首要目标，欲借此重振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和保障美国的势力优势，事实上已适得其反。美国与中国的竞争需要的是“合作性竞争”。

美国政府和军情部门此次确实大失颜面，人们不仅看到了其专业能力的下滑，更看出了美阿富汗政策乃至全球战略的“系统性失败”。即，长期以来的霸权、帝国心态，推行战后“国家建设”的一厢情愿，处理与伊斯兰意识形态矛盾时的居高临下，美国内承包商、军火商利益熏心的精打细算，所有这些在阿富汗的复杂性、特殊性面前撞得粉碎。美国及其扶持的势力无法从民众底层和历史深处认识阿富汗问题的症结，长期为情报而情报，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即便能预判形势，也无力改变它。

鉴于美国社会日渐加重的贫富分化，拜登和特朗普主张把内政放到首位是理性的举措。但拜登上台后的外交政策是“南辕北辙”。在对华关系上有很大是作秀，而且在作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拜登和其团队没有走出特朗普鹰派团队所留下的圈套。在新冠疫情发生期间，美国没有把握住与中国的合作机会，反而进行甩锅，让人遗憾。

尽管近年来得州经济快速崛起，在美国政治中的话语权逐渐增大，然而，由于得州在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方面仍然较为薄弱，教育产业仍是其短板，因此得州要真正取代加州，成为美国经济体量最大的州，仍然是值得观察的问题。

美国二十年反恐，见证了国内外巨变。在国内，美国反恐机制逐渐完善，虽然“小恐”事件不断，但是“大恐”事件没有。但在国际上，美国在伊拉克“反恐”缺乏法理，其国际道义受损。两场反恐战争造成美军死亡七千受伤七万，还产生约8万亿美元的巨额开支。由于美国软硬实力都严重受损，美国的国际地位也相应下降，那种冷战结束时美国“独孤求败”的高冷时光也已一去不复返。

目前的美国，一面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在打一场涉及全社会的“准内战”，另一面，又试图通过渲染外部“竞争”和“挑战”寻求支持和团结。对美国而言，他徘徊在自身兴衰成败的“十字路口”，这背后又是包括中国崛起在内的全球大势。中国有耐心和余裕面对美国的踯躅，有能力和决心应对美国的遏制，也有诚意等待其找到真正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国家之路。

拜登政府当前的印太战略思维虽然对准大国竞争，但并无太多战略创新，而结构性问题仍然对其构成长期制约。资源投入不足与战略设计之间的鸿沟，多数地区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心态，美国作为“全球霸主”不得不顾忌全球各区域的掣肘，如此种种，既是美国印太战略难以克服的痼疾，也是中国保持战略定力、耐心与美国展开博弈的依托。

拜登的演讲回避了核心问题，无论从媒体、盟友还是民调的反应来看，拜登政府在应对这场危机中的表现都是不及格的。这场失控暴露出拜登政府上任时提出的“中产阶级外交”理念的诸多缺陷。

或许正是因为拜登清楚，现在无论他做什么，民主党都将在2022年败北到让他本任期的后两年陷入跛脚困境，于是他反而可以在中期选举前尽可能做完他想做的事。相应地，由于超脱了因中期选举而设定的“两年周期”，甚至未来也不排除因为高龄而超脱“四年周期”，拜登反而可以做一些有长期缓释效果的事。如何评估这种情况及其影响，是个新问题。

2021年6月美国参院通过《2021美国创新与科技法案》，昭示着中美科技竞争日渐激烈，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战略化倾向日渐明显。美国出口管制目的在于维护美国霸权，而对华出口管制：针对“中国制造2025”和“军民融合”战略。目前美对华出口管制呈现范围扩大化、措施多元化的特点。不过对中国而言，虽然美国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对中国制造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从长期看，美国的出口管制可能会加速中国技术的本土化，加强中国的科技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