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外交中，有一项习惯成自然的“传统”，就是将一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冠以总统之名。这种“命名法”从杜鲁门一直延续到了特朗普，也让其间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有了专属于他们的“主义”。其中，有些“主义”诞生于美国需要做出重大抉择的历史关头，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显著的持续影响，有些则名不副实，甚至很少再被后世提及。执政刚满一年的拜登政府外交将属于前者还是后者？

考察当今的美国和世界，“拜登主义”在历史意义上或确有比肩前人的潜力条件。于内，美国保守民粹的势头不见减弱，所谓“全球领导力”遭遇釜底抽薪；于外，世界格局“东升西降”之势难以阻挡，美国的霸权地位摇摇欲坠。以霸权护持为信条的美国外交已经陷入与尼克松时代相似的困局，面临二战以来的又一次严峻挑战。美国的危局要求拜登政府就最关键的问题做出决断，那就是美国要不要“顺水推舟”接受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还是继续勉强维持霸权和所谓“全球领导力”。与立场暧昧的特朗普相比，拜登给出了更加明确和坚决的答案，那就是“老骥伏枥”的美国将致力于重获“实力地位”，重振霸权地位和“全球领导力”。

“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

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不同，也与更早的尼克松政府不同，面对国际力量分布的巨大变化，并不认为美国正在且还将继续相对衰落。无论是在竞选期间还是执政后，拜登团队都反复强调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更鼓励创新、更具财富创造能力，也只有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才最有能力克服人口老龄化这一“现代化魔咒”。拜登政府辩解称，美国之所以在具有这两项优势的情况下显现颓势，不在于财富创造趋缓导致的衰落，而在于财富创造不平衡导致的分裂。也有拜登政府智囊指出，美国外交中的主要问题并非维持霸权的目标太高以至于透支了自身力量，而在于“忽视了以全球化为导向的国际经济政策的国内后果”。

因此，拜登政府执政后反复宣称要推动美国重新获得“实力地位”，其第一层含义就是重塑国内团结，扭转财富创造方面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不平衡，重新争取到支持霸权护持的“国内大多数”。拜登政府据此推行了与特朗普相似但又更加自觉和一致的国际经济政策。特朗普政府虽然口口声声反对全球化，但其所作所为却是追求对美国更加条件优厚的自由贸易，其国内外经济政策的“主色调”也是亲资本而非亲劳工的。拜登在从特朗普手中接过“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一理念的同时，把“让美国再度伟大”这一模糊口号变成更加清晰的“服务中产阶级”，明确表示不会在完成对国内创伤的“修复”任务之前推进任何新的双多边自由贸易谈判。

相较于国际经济政策是否真正服务于美国的中产和劳工阶级，或者在多大力度和层面上“叫停”自由贸易谈判，拜登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和特朗普政府的根本差异在于推行新一套国际经济政策、调整相应国际机制的目的。对“特朗普主义”来说，其改造既有政策和制度框架的逻辑是它们令美国经济整体受损，别的国家却从中渔利，因此抛弃它们本身就是目的。进一步讲，特朗普政府的意思是，美国曾经力推的国际秩序和霸权模式中有相当多“不盈利”的成分，不必再予维系。如果说特朗普推行民族主义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抛弃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那么拜登政府所推动的民族主义则是尽量消除经济政策的民粹主义色彩，维持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

“美国回来了”

拜登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言所必称的“实力地位”还有第二层含义，那就是争取将盟友和伙伴国家继续“团结”在美国周围，修复“特朗普主义”对美国领导的全球盟友体系造成的严重损伤。然而，拜登的“修复”并非只是将联盟体系“恢复原状”，而是要使其更加匹配拜登政府所确认的霸权护持战略。

换言之，拜登政府要在争取“国内大多数”的同时，争取“国际大多数”，并且让“国际大多数”真正发挥作用。用美国政策界的行话来说，就是要让联盟“现代化”，匹配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拜登主义”不是“特朗普主义”，不会从根本和整体上怀疑联盟的价值，而是要推动联盟价值的最大化。所以，拜登当了总统后的首次出访选择了欧洲，并且竭力突出“美国回来了”的主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021年3月的联盟政策讲话中也挑明，盟友的价值不能单用国防开支的数字来衡量，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做出的承诺还是理应得到信守；盟友将会清楚地知道美国能为它们做什么，也会清楚地知道美国对它们有什么期待。

对于数量众多、诉求各异的盟友伙伴国家，拜登政府按照“各尽其用”的原则迅速梳理了美国与它们的关系。对欧洲，主要是突出经济技术方面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共识，大力鼓吹“新跨大西洋主义”，强调国际秩序的变动不应损害“民主”和“人权”；对亚洲，主要是强调地区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渲染地区安全秩序正面临“真实的挑战”，宣扬任何国家不应“单方面改变现状”；对中东，降低了价值观调门，从高成本的输出“民主”转向低成本的维持和平，在战略收缩的同时又向盟友们保证“收缩是有限度的”。拜登政府也不再执迷于从盟友伙伴那里大张旗鼓地取得“更好的贸易条件”和“更多的军费分摊”，因而也在争取“国际大多数”方面取得了远比争取“国内大多数”好得多的效果。

在跨大西洋关系方面，虽然法德等欧洲大国强化“战略自主”的态度并未改变，且因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和美英澳签订核潜艇协议又生嫌隙，但拜登政府依然取得了关键成果：利用所谓“新疆人权”问题打断了中欧经济合作进程，让欧盟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查陷入冻结；美欧成立技术和贸易理事会，还就改革世界贸易组织频繁接触，意味着美国朝着重构全球经济秩序迈出关键一步。

在亚太，拜登在2021年主持了两次美日印澳四方合作机制（QUAD）峰会，新建成澳英美安全合作机制（AUKUS），并把台湾议题嵌入美日、美韩、美澳、北约、美欧、七国集团（G7）等几乎所有双多边关系中。日韩澳等亚太盟友要么与美国签订新的海外驻军分担协议，要么积极扩充军备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调整，要么两者兼而有之。在“拜登主义”策动下，亚太地区诚可谓“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重建美好世界”

为了护持美国霸权，除了“发力”之外，拜登政府还高度重视“正名”。为了给美国霸权“正名”，拜登政府的外交团队不遗余力地向其拉拢的对象国家说明，继续接受美国领导的霸权秩序到底有什么好处。正是出于此目的，拜登政府绝口不提所谓“美国优先”，而是代之以“重建美好世界”（B3W）的标签。2021年6月拜登在访欧期间正式提出了“重建美好世界”倡议。既然是“重建”，自然就隐含着过去的“美好世界”已不复存在之意。白宫2021年3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过渡指针》是拜登政府执政后颁布的首份对外政策文件，它简明扼要地描绘了一幅“哀兵”图景：美西方式的“民主”政体正在经历着政治衰败，“威权主义国家”却在高歌猛进，世界再次走到了需要进行方向抉择的“转折点”。如此描述不是要顺理成章地推导出美国需“放弃霸权”，恰相反，是为了批评“特朗普们”自乱阵脚，反衬出拜登政府“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志向，其正以煽动美西方世界的普遍危机感来为护持美国霸权正名。

循着这一思路，拜登政府一面渲染美西方世界所面临的危机和所谓“威权主义威胁”，一面采取行动表明美国已经“拨乱反正”，呼吁“志同道合”的国家追随其后。2021年12月，拜登政府兑现竞选承诺，在美国召开“全球民主促进峰会”，邀请了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大谈所谓“媒体自由”“公正选举”“反腐败”，但实际上美国内外对这个倡议一片不以为然或勉强应付，但拜登政府还是坚持兑现承诺，也是在竞选时，拜登团队就承诺重新参与并领导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拜登就职后，美国果然在气候议题上“缇骑四出”：在华盛顿，拜登抢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召开了“领导人气候峰会”，又提出于2050年实现全球碳中和及将气温上升控制在1.5℃的激进方案；在海外，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及其他国务院高官为说服其他国家支持白宫的气候政策而四处奔走。

拜登政府还试图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卫生治理问题上表现出美国霸权的效用。在2021年6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康沃尔峰会上，美国力主在联合声明中写入“重建美好世界”倡议，承诺牵头为中低收入国家等修建符合“善治”标准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拜登政府大肆囤积疫苗，搞“美国优先”的抗疫同时，但也没有忘记画下成为全球“疫苗兵工厂”的大饼，还把防疫作为美日印澳四国峰会的重要议题，以证明美国并不是对全球治理赤字无动于衷，尽可能地争取美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支持美国霸权。

“确保竞争不会滑向冲突”

无论是巩固国内基础、寻找外部盟友还是增强合法性，拜登政府寻求“实力地位”的直接目的和护持美国霸权的最终目标，都是对付中国。对于这一点，“拜登主义”要比“特朗普主义”更加聚焦，也更为全面。相对于特朗普政府为了“美国优先”而四面出击，拜登政府则是为了集中对付中国而尽可能地收缩战线；相对于特朗普政府重在以政治经济压力谋求贸易好处，拜登政府公开表现出了对改变中国体制“不抱指望”的态度，将特朗普时期的各种“临时”压力“长期化”；相对于特朗普政府主要是挑动贸易战、科技战，拜登政府是在深化科技战的同时反复挑动台湾问题这一中美关系的最敏感点，让两国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前景从“绝不可能”迈向“或未易量”。

有意思的是，中美关系的上述变化正是在拜登政府强调“确保竞争不会滑向冲突”的背景下发生的。或者说，正是因为“拜登主义”指导下的美国对华政策确实蕴含着导致冲突的可能，才格外需要做出更多的防脱轨努力，也即所谓“反话正说”。

回想拜登执政之初，太平洋两岸都有人期待他能克服特朗普时期的“干扰”，改善或至少稳住中美关系。然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却完全出乎这些人的预料和期待。在特朗普的所有对华政策中，加征关税最不得人心，大多数美国企业和经济学家都在敦促拜登予以取消。然而在经历了长达半年的审议后，戴琪却在2021年10月用一席讲话表明，拜登政府暂时不会放弃加征关税这样的政策工具。时至今日，特朗普时期美国加征的一系列关税依然存在，而其中关税排除的覆盖范围还不及特朗普时期。窥一斑可知全豹，既然在关税问题上都迈不出缓和的实质步伐，拜登政府在其他所有领域继续步步紧逼也就不奇怪了。

在拜登执政一年后，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正循着两条线索发展。第一，继续升级与中国的长期经济和科技竞争，为此努力提高美国的发展效率，削弱中国的发展效率。第二，迅速增强对中国的短期安全威慑，防止中国在美国自我认知的“脆弱期”内对美发动正面军事挑战，其要点就是要吓阻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两条线索中，长期经济和科技竞争被认为是决定美对华战略竞争成败的关键，但短期安全威慑同样重要。毕竟，对于拜登这样很容易被贴上“软弱”标签的总统及其政府而言，任何短期内的挫折都会被共和党保守派们极力放大。“意料之中”的从阿富汗撤军都弄得拜登政府灰头土脸，更不用说对华政策可能出现的闪失。也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拜登政府在处理与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对手的关系时也不敢表现出太多外交灵活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外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