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9日，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国军方正式结束在伊拉克攻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作战任务，转而担任培训和顾问角色。此前2021年4月，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承诺从伊拉克撤出剩余作战部队。撤军是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重要“里程碑”，但这个碑不是光荣的标志，而是美国的中东甚至全球战略的“心头之痛”。伊拉克堪称美国中东战略的缩影。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实施“离岸平衡”战略，于是自1979年以来伊拉克便被美视作“平衡”伊朗的棋子；1990～2011年美国实施“大规模直接干预”战略，于1991年和2003年在伊拉克发动了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2011年后美国进入“战略收缩”时代，先后于2011年和2021年全部撤出与承诺撤出驻伊拉克战斗部队。在“后撤军时代”，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又将预示着什么样的美国中东战略？

挥之不去的阴影

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发生以来，经过近20年的折腾，美国付出了惨重代价，伊拉克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则更加严重。2003年，美国以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试图发动战争，由于理由牵强附会未能获得联合国授权，但当时的小布什政府一意孤行，凭借军事优势，21天推翻了当时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然而不久后，美军在伊拉克陷入了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并在2006年被迫大规模增兵。2011年，在伊拉克政府的要求下，美军全部撤出伊拉克。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攻城略地，该国政府军土崩瓦解，首都巴格达告急，美国因此派遣了5000多名士兵重返伊拉克，并组建了“国际反恐联盟”。2019年3月23日，“伊斯兰国”的最后一个据点被拔除，驻伊拉克美军人数也在2020年9月下降到2500人。根据美国布朗大学2020年的研究报告，伊拉克战争的直接死亡人数为18.9万，其中美军死亡人数为4488人；与此同时，战争间接造成65.5万人死亡，280万人因战争流离失所；美国为伊拉克战争支付的直接费用高达2万亿美元。战争给伊拉克的经济与社会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估计，根据该报告，1990年伊拉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为10356美元，但到2020年人均GDP仅为4157美元。

伊拉克战争和2001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是美国自1955年越南战争以来的两大战略灾难，这两场战争对美国战略思维、国民心理特别是中东政策的影响或将持续数十年。发动战争或威胁发动战争曾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把利剑”，但经过这两场战争的摧残，这把利剑已失去锋芒，再也不敢轻易出鞘。可以看出，在中东地区，过去十年里美国已几乎不再进行地面作战。2011年，利比亚战争爆发，美国躲在了欧洲后面进行空中作战，并拒绝参加在同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2015年，也门冲突爆发，美国也只提供了后勤与情报支援；2014年，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作战中美国也只参加了空中作战。同时，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也没有再进行过大规模地面作战。2014年乌克兰危机时美军没有直接参与，而在近期乌克兰东部局势日趋紧张前美国就明确表态不会实施直接军事干预。尽管每场危机的场景各异，美国的考虑也不尽相同，但这两场战争的阴影很可能是影响其决策的因素之一。

美国在中东地区持续的战略收缩态势也是其对这两场战争的“反思”，表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离岸平衡”战略的“常态”。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劳民伤财，且导致中东地区的局势更加混乱，美国的自身处境也更加尴尬。尽最大可能避免大规模战争，是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首要内容，也或将成为未来美国中东战略的基本原则。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曾出动53万美军参战；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最焦灼时刻”美国也曾动用过16万人的军队。然而，未来在任何情景下，美国都难以再次发动如此大规模的中东战争。与此同时，过去十年来美国对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和也门等国进行的空中打击也使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全球与地区大国“有样学样”。在“后撤军时代”，中东地区或将形成一种固定的混合战模式，即全球或地区大国在空中提供支援，而当地力量则在地面进行作战。

在撤军问题上“进退两难”

然而，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也有代价。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美国在中东地区“一家独大”，既独自承担代价，也独自享受收益。对美国而言，在战略收缩的同时继续保留地区主导地位并维护自身利益是最理想状态。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目前，在国际层面，美国、俄罗斯、欧洲与中国等国际力量在实力上各有千秋；在地区层面，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阿联酋与卡塔尔等国也“各领风骚”。美国持续的战略收缩态势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俄罗斯对叙利亚局势的主导、伊朗影响力的大幅扩大、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大动干戈”、土耳其军队进入利比亚等。而这些都是美国不愿看到的。

战略收缩还使美国的“红线”一退再退。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时，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明确表示“化学武器”是美国的红线。然而，当2013年8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生毒气袭击事件并造成上千人死亡时，美国默默后移了自己的红线。美国曾禁止伊朗从事任何核活动，但在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中首次允许该国生产丰度为3.5%的浓缩铀，到如今伊朗甚至已经在生产丰度为60%的浓缩铀。但与其说美国在不断后撤红线，不如说在战略收缩的过程中，美国一直试图在成本与收益间探索，为其不断浮动的红线寻找最佳平衡点。

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利益有限，因此在2021年上半年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时可以不管不顾地撤走，并对自身造成的阿富汗乱局不闻不问。但美国在伊拉克拥有重大战略利益，难以一撤了之。2021年，拜登政府虽宣布将从伊拉克撤出全部作战部队，但实际上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撤军前美国驻伊拉克部队有2500人，撤军后仍是2500人，只不过这些人的任务从作战转变为培训、后勤与情报支援。归纳2003年以来美国政府的各类文件，可以看出美国在伊拉克有五大利益：一是反恐；二是遏制伊朗；三是同中国与俄罗斯竞争；四是建设一个所谓的“稳定、民主和繁荣”的伊拉克；五是维护中东地区权力平衡。其中对美国而言比较紧迫的是反恐和遏制伊朗，这两项因素决定着未来美国对伊拉克事务的卷入程度。

首先，2014年美军重返伊拉克的根源是反恐。“伊斯兰国”占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恐怖主义活动能让整个中东“燃烧起来”，若没有美国出面组织国际反恐联盟，以色列、埃及、沙特等地区国家则难以组织一个有效的战略联盟，因此美国必须参战。现在“伊斯兰国”虽然不再有向外攻城略地的实力，但仍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边境地区流窜，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其武装分子规模达10000人左右。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军在伊拉克结束作战任务并不影响美军与伊拉克军队之间的反恐合作，伊拉克当局尚能控制反恐局面。

其次，在“后撤军时代”，美国在伊拉克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伊朗。长期以来，伊拉克是美国与伊朗博弈的前沿重阵。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美国支持伊拉克对抗伊朗。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伊朗被普遍认为支持伊拉克民兵武装组织攻击美国占领军。2014年美军重返伊拉克后，美国则与伊朗在伊拉克“相互较劲”。2020年1月，美军在巴格达暗杀了伊朗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随后伊朗对美军驻伊拉克阿萨德军事基地发动了有史以来针对美军事基地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这一波较量突破了美国与伊朗之间多年来“低烈度”冲突的模式，两国一度迈向“战争边缘”。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以来，遏制伊朗便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关键要素之一。尽管美国给伊朗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截至目前伊朗的石油产量再也没能回到1978年的水平，但美国既没能改变伊朗的政权性质，也没能改变伊朗的地区行为。相反，在过去十年中，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在不断扩大。2021年12月，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表示，伊朗的国家实力与战略能力已超过美国可通过低成本进行遏制的水平。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团体“人民动员组织”等被舆论普遍认为是伊朗地区伙伴的组织如今也拥有了更多数量与更高质量的武器，这些组织相互间还构成了“四通八达”的网络。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三个被普遍认为亲伊朗的国家连成了一片，形成了所谓的“什叶派新月带”。更重要的是，据美国国务院估计，伊朗能够以极低的成本运营自已的伙伴关系，其运营成本每年为20亿～30亿美元。

残存的恐怖主义势力和伊朗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让美国在撤军问题上“进退两难”。目前，美军在叙利亚东北部和东南部的军事基地都有防范伊朗的意图。叙东北部库尔德人居住区的美军基地位于伊朗通往伊拉克的交通枢纽位置；叙东南部的坦夫口岸则有美军驻叙利亚最大军事基地，该口岸连接着通往巴格达、大马士革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三地的交通要道。但由于伊朗正变得越来越“难对付”，美国若要继续遏制伊朗则需付出更高昂的代价。恰在此时，美国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不仅不愿在中东地区投入更多资源，还相继宣布从阿富汗与伊拉克撤军，更是增强了伊朗的信心。拜登政府的伊朗问题特使马利曾表示，该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否则会长期分散美国应对中国的注意力。

若隐若现的投影

集中注意力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是美国宣布从伊拉克撤军时的说辞之一，然而，若真从伊拉克撤军恐怕会在中东地区给中国留下“战略真空”，这似乎成为美国面临的另一个“两难选择”。显然，中美在全球“竞争”的影子被美国投射到了中东地区，并影响着美国的中东政策。2018年美国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首次明确提出，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转向“大国竞争”。由此，美国的全球战略如何在中东地区与亚太地区之间进行平衡成为热点话题，其中关于中国的讨论越来越多。中美在中东地区“竞争”的前景若隐若现。

2022年1月14日，美国前国防部次长扎克海姆在《国会山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打开中东地区新大门》的文章，批评拜登政府虽承认来自“中国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却只关注亚太地区，而在中东地区给中国留下了“机会”。美国资深中东问题专家高斯曾扬言，“若美中在东亚发生冲突，阻止中国自中东地区获取石油可以成为美国的战略抓手。若美中关系恶化，美国如能继续控制富油区，手里就多了一张牌。”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也曾指出，中国在伊拉克的利益主要在经济方面，同美国的利益并不矛盾，但中国在伊拉克获取的经济利益，可以增加其在全球同美国“竞争”的能力。

不过，这些意见并没有左右白宫的决策，美国在中东地区仍在持续进行战略收缩。2021年12月21日，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无意同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竞争。因此迄今为止，美国在中东地区对中国的遏制、反击与抱怨是局部、零星和情绪性的，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竞争战略。美国对中国在中东地区行为的“担忧”是想象并夸大的，但不排除未来这一“担忧”会演变成系统性战略，不过美国回归理性的可能性也真实存在。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