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关税暂缓期（7月9日）的临近，特朗普政府可能调整谈判策略，与主要贸易伙伴达成妥协，以避免关税措施被司法裁决推翻。不过，虽然司法裁决有可能弱化美国在谈判中的强硬立场，让其他国家获得相对主动，但其不确定性也让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最终博弈结果难以预测，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特朗普胜选后，民主党士气低落，反对特朗普的战略不得要领。但随着抗议活动的展开，民主党及其支持群体的诉求日益集中到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威权主义”上来，“捍卫民主”和“反对威权”已成为团结各种不满特朗普政府的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黏合剂。预计未来四年，美国国内政治斗争会维持在较高烈度，各种抗议将此起彼伏，呈现长期化、常态化趋势。这种低烈度的国内冲突不会升级为内战，但会形成一种“溃疡”，导致美国的内政外交呈现扭曲状态。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会面，重申美联储应该降低利率的观点。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对美联储指手画脚，也再次引燃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忧虑。在特朗普的关税时代，美联储面临政策目标冲突、政策调整空间压缩、市场预期管理困难、独立性受质疑等困境。

此次洛杉矶抗议活动不仅是一起孤立的移民执法冲突事件，也是当前美国深层次矛盾的集中显现。近日，美国多地爆发反对ICE抗议活动，声援洛杉矶的抗议行动。两党可能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围绕司法诉讼、立法争端以及移民议题展开更为激烈的交锋。由于特朗普急于强硬推行打击非法移民等核心政治议程，联邦州权博弈、两党对立、社会撕裂等多重危机将持续发酵。

从美国防长赫格塞思两次对“印太”地区的访问，尤其是近期出席香格里拉安全会议并发表演讲可以看出，特朗普2.0“印太战略”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先”特性。然而，特朗普“军事优先”的“印太战略”面临诸多制约。鉴于和平稳定是亚太地区国家的共同期待，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近日，特朗普与马斯克矛盾升级成美国政治热点。马斯克为特朗普当选助力颇多，但二人政治理念差异显现矛盾。矛盾有三：特朗普推动“大而美”法案与马斯克“精简政府”目标相悖；马斯克政治诉求多未被采纳；马斯克感觉遭利用和背叛。二人的矛盾，是特朗普内部科技精英与民粹势力矛盾的一次集中体现，民粹势力占主导，科技精英诉求难实现。对此，马斯克想组建一个“真正代表中间派”的新政党，但在实操上面临众多困难。

近日，马斯克和特朗普戏剧性决裂，但与以往被特朗普“扫地出门”的下属不同，马斯克拥有独立于特朗普政府的权力基础，这使得他较特朗普更加强势。二人决裂的原因，源于马斯克要维护自身“与一般腐败政客截然不同”的名声，因为这是其获得实际权力的关键。正因如此，马斯克在联邦支出等重大政策问题上抗拒为特朗普“背锅”，他还希望在政治权力上“更进一步”。如果他在这些问题上与特朗普亦步亦趋，不利于强化自身政治品牌，巩固自身政治权力。

近日，第2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美防长赫格塞思首次亮相并发表演讲，阐述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该战略核心目标仍是遏制中国，战略重心聚焦“印太”，对华对抗性空前升级。同时，特朗普政府重视亚太盟伴，秉持务实主义，要求盟友提高军费开支、深化军事合作。赫格塞思通篇强调“以实力求和平”思想，即以强大的军事硬实力提升威慑政策的有效性，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然而，美国“关税战”负面影响外溢致盟友不信任感上升，且地区国家更倾向团结合作，制造对立对抗不得人心，特朗普政府新版“印太战略”宏图实际操作困难重重。

目前，面对巨大经济困境，特朗普政府试图以“高关税”“强引资”“削支出”来应对，但能否让美国经济“再次伟大”，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近期，特朗普对俄态度似乎开始“强硬”。他之所以如此，是因其面临三大压力：一，他采取对俄温和政策，未获预期效果。二，欧洲延续对俄强硬立场。三，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俄乌问题未来走向高度不确定，其收场方式部分受俄美欧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互动情况影响。特朗普是否在对俄政策上“180度大转弯”，将取决于其对内外政策的综合考量及与普京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博弈情况。目前看，特朗普对俄“示强”的动机越来越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