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执政已满百天，其面对国内各方的压力逐渐增大，“蜜月期”如约而去。疫苗接种的减速与疫情反弹的压力，已成为拜登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同时，拜登经济复兴计划及政治改革计划也遇到了阻碍。此外，“百日执政”落幕还为特朗普阵营的再次粉墨登场吹响了“前奏曲”。在国内执政压力叠加的情况下，拜登希望在对外事务上有所斩获，但其对外政策显然被内政牵制。必须看到，近年国会在美国对华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持续加重，甚至开始主导政策方向，美对华政策的“国内政治化”必然使得中美关系更趋复杂。

美国正在出现南北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内卷化”态势。美国越是“内卷化”，其政治精英就越是一致认为要更狠地打压中国、把中国作为最大的威胁。这不仅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更是美国政治中霸权心态和政治功利主义的现实需要。美国将美中关系蓄意拖入战略竞争并不奇怪，但美国今天最大的敌人，恰恰是美国自己。而且，中美战略竞争，比的不仅是国力、军力，比的更是民意和民心。

桑德斯代表美国左翼发声反对对华“新冷战”固然有积极一面，但本质是为利用中国议题谋求壮大左翼政治影响，其对华观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而且比之建制派在外交安全领域的树大根深，美国左翼本身还不够强大，且理念主张往往与现实脱节，政策建议空洞宽泛，难以转化为实际影响，更不能认为桑德斯一派已“站边中国”。

美国与G7面向全球高调提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替代选项”的B3W计划，竞争色彩浓厚，进攻性姿态明显。但B3W缺乏操作层面内容，更像是一份“宏观蓝图”，而非具体的“行动指南”，它难以撼动“一带一路”倡议“一步一个脚印”所积累下的战略筹码。不过，全球基建毕竟是一项各国均高度认同其迫切性的国际议程和宏大领域，并非任何大国能够单独引领。美西方提出B3W，并不否认将来与“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协调的可能性。

美国科技战略建构里有两个层面的“中国”：一个是抽象概念上的，用于美国确立有形对手，开展国内政治动员。另一个是具象层面上的，表现为美国对中国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产业进行精准打击，同时推进自身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代际跨越，制造“绝对”优势。今后抽象意义上的“中国”对手或将逐渐淡化，而具体领域内的“中国”问题则将接踵而至，这需要我们逐一分析、并做出应对预案。我们辨清美国口中的“中国”，是要在提高自身实力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寻求科技合作发展的空间。

奥巴马的“身份政治历史性”成为了其竞选与政策推动中的动员工具，但哈里斯的“身份政治历史性”如何运用却不是她可控的。所以，不考虑意外，哈里斯要谋划的是如何在“拜登-哈里斯政府”中保持自主性的生存。不过，随着特朗普的回归，美国政坛存在提前“竞选化”的可能，如果哈里斯可以在拜登政府中扮演起“反特急先锋”的话，会提升她的声望，扩大选民对她自身前景的想象空间。

如果说奥巴马执政后期是“酝酿阶段”，特朗普政府时期是“试验阶段”，那么，拜登时期或将迎来“全面深化阶段”。其总体构想可以用“1234”进行概括。“1”即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头号竞争者，宣称要与中国展开“长期性、战略性竞争”。“2”即拜登政府强调打通美国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区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力推进与中国的战略竞争。“3”即拜登政府力图在综合竞争、合作、对抗三元素的基础上与中国打交道，同时也重视避免与中国陷入激烈冲突。“4”即拜登政府力图在经济、技术、安全、治理四大领域构建国际阵营，围绕应对“中国挑战”不断深化与盟友、伙伴国之间的协调，以“复合型阵营”“规则制衡”等方式加大对华战略竞争力度。

“接触政策”造福中美两国，但美方声称“接触政策已死”的原因，一是担心中国继续壮大会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二是美国对一个崛起的中国没有做好“包容性”的准备；三是面对当前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和社会对立，抬升“中国威胁”被美国政府视为拉动两党合作、凝聚各种社会势力的“亮点”。对此，中国更需走稳走实自己的道路，今天的中美关系，考验我们的不仅是战略定力，更是战略智慧和战略眼光。

拜登的欧洲之行摆足了重振美国作为西方世界领导者的姿态，欧洲也欢迎。但姿态需要真金白银来补充和维持。拜登提出了“中产阶级外交”，欧洲大国也发布了类似纲领。但它是建立在不以在外交上的消耗来削弱疫情后的国内经济复苏为基础的。而大国外交需要花费国内的各种资源，这就是美欧之间希望重塑世界秩序的最大挑战。

在美国政治日趋极化的今天，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扩大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的努力将面临一系列挑战。而且，在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阵营中，他们都没有退休的打算。即使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迫于民主党极左派的压力而退休，拜登能提名的大法官人数仍有限。因此，从目前来看，民主党想改变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局面的愿望短期内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