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法案》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案，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国内各方对这一大蛋糕的争夺。美国政府在罗斯福新政之后已有多年没有进行工业政策的顶层设计以塑造市场行为。此次针对芯片制造这样一个战略性但长期缺乏重视的产业，自上而下推动的产业政策，其效果还需观察，同时，这一法案的国际溢出效应值得中国进行深度研究。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并非不可改变。也许现在，美国已经到了做出改变的时候了。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对特朗普加征的301关税的必要性进行审核的时期，也正是拜登政府改变关税政策的时间窗口。目前中美两国企业有着开展经贸合作的强烈愿望，以市场支持创新，以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而且，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更能够从关税下降中获益。更为重要的是，疫情后的全球经济复苏面临重重挑战，中美应通过降关税向市场注入信心，使得各国形成的包括多边贸易体系在内的国际共识获得更多支持。

面对高度不确定的疫情形势，拜登当选后通过强力刺激来复苏美国经济无可厚非，但今年以来，在高通胀压力持续增大时，拜登的政策反应过于滞后和犹疑。如果拜登政府无法有效控制通胀，美经济将面临迅速转入衰退、甚至陷入滞胀的风险。当前，拜登政府已错失治理通胀的“最佳窗口期”，在中期选举投票前，恐无太大空间作出让民众“亮眼”的政策选择。预计拜登政府能够稳住通胀、不让情况继续恶化是其所能作出的唯一选择。

美国虽仍在台海问题上保持战略模糊，但里边的战略清晰成分正在明显增多。美国台海政策的总框架没改变，但里面的一些重大成分有改变，而且这种改变趋向愈发频繁，突出，公开化。佩洛西的窜台更多是出自其个人情绪，并折射出美国民主党的尖锐矛盾。她此次窜台对民主党中期选举没有太大影响。按民主党的颓势，可能输掉选举，佩洛西的议长可能当不成了。所以，既然是最后一回，索性就把她“亲台反华”的信仰发挥到极致。同时，佩洛西认为拜登牵累了民主党，这次也是为了泄愤。考虑到拜登在美国政治地位的丧失，在此情况下，所有矛盾都会变得比过去的更尖锐。

美国经济产出与失业率出现“双降”的异常表现，可以理解为是“增长恐慌”，其特点是预期经济增长放缓而导致股票大幅回落，进而信心下降，影响经济运行。长期看，美国经济增长潜力确实在降低，不确定性高于往常。

拜登中东之行未达预期，原因至少有四点。首先，拜登总统此次出访的预期目标过高。其次，拜登政府的外交策略同样不合时宜。再次，拜登中东之行的时机并不理想。最后，拜登中东之行仍未摆脱“大国竞争”的魔咒。

当前中东国家加强战略自主，是对自身长期以来受西方尤其是美国干涉、控制的一种反击。但美国希望继续维持在中东的霸权，不希望中东步入“后美国时代”。拜登此次访问中东，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看到中东国家日益加强战略自主，日益摆脱美国控制。换句话说，拜登此访既是为了遏制俄罗斯、伊朗等国，也是为了重新控制中东盟友，避免这些国家战略脱轨。

除了多重矛盾空前复杂交织，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政治家和新思路又都稀缺，态度认知和解决路径严重偏差，同时，今日美国的力量也没有过去实在了。因此，这样一个美国还能不能像历史上一样自我纠偏解决问题，结果存疑。当然，美国现在仍是综合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但现在其真正挑战在于内部矛盾空前复杂，当前自身实力包括应对矛盾的能力都在相对下降，因此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很多观察和判断也需与时俱进有所调整。我们不能再按传统思维，需要有新视角来判断。

拜登幻想通过一次访问，既让中东盟国出人出枪建立地区防卫机制，又让地区盟国加大石油产能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而美国自己遥控指挥，显然高估了自身影响力、错估了地区形势，必然以尴尬收场。

当下，政治风向混乱，战略重点偏废，国际战略迷失，外交政策空洞，发展条件滥用，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美国的空耗正日益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