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对白宫而言，新的第118届国会几乎肯定要形成“分立”状态，所不同的只是程度强弱之分。可以想见，在过去两年府院“一致”的状态下拜登推进其政策议程尚且困难重重，那么在这个任期第三、四年“分立”压力下，恐怕更难行事。在此情形下，对拜登及其政府而言，推动所谓“印太战略”、推进所谓“大国竞争”应该是“不二之选”。对此，共和党阵营早已摆出政策竞争的架势，意在加强在对外事务、特别是对华事务上的共和党话语权。这或导致两党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更趋负面。

从这份国防战略报告可以看出，美军目前没有在短期内从事大规模战争的战略预期。华盛顿认为，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迫切但不重大”，来自中国的挑战是“重大但不迫切”。美国对华战略仍然是不回避竞争与对抗，但努力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在中美关系中，不寻求直接军事冲突的战略底线仍然存在，基本的战略互信并未消失。但美国也进一步明确了对华战略的目标，那就是要努力阻止中国在关键领域取得优势。

在急剧分裂的民意下，中期选举将进一步凸显美国目前的民主危机。首先，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都“拒绝失败”，认为中期选举的结果不仅将昭示两党各自理念和政策主张的合理性，更将为2024年美国大选的选情定调。其次，美国两党的政治精英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跟美国民众的需求和愿望越来越脱节。最后，“谁才是美国真正的爱国者”，成了谎言与互撕的游戏。导致不管哪个党派在中期选举中获胜，美国政治与社会的高度撕裂和内卷将持续恶化。

拜登政府的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竞而胜之”的强烈意愿，也揭示了美国对华战略诸多新的动向。拜登在为报告撰写的前言中强调，美国能够赢得21世纪的这场竞争，最好别赌美国输。显然，美国在中美之争问题上越来越有一股志在必得的劲头，中国需要做好在所谓“决定性10年”应对更大美国压力的准备。

CHIP4作为美国构建战略性供应链联盟的“桥头堡”，短期内将会完成战略协同，其中日本是CHIP4核心支点，而韩国也将迫不得已加入。长期看美国的战略供应链联盟会扩展至“印太”战略框架中。综合看，美国的目标是在“印太”地区以CHIP4等供应链联盟为基础，广泛集结盟友与伙伴积极塑造和构建“去中国化”的“分层金字塔”供应链体系。未来，美国在“印太”地区基于“技术政治”的战略竞争正在威胁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更对国际秩序构成新挑战。

2022年8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法案将于2023年正式施行，目的是降低美国财政赤字及通胀水平，推动美国经济发展。从短期来看，法案对通胀的抑制效果微乎其微；从长期来看，法案通过保护主义大力扶持美国新能源产业，将会加剧全球新能源领域的竞争。

“暗钱”，“千禧一代”和Z世代即将成为美国最大选民群体，以及新就业群体，三者对美国政治影响持续增强，给美国政治稳定增添更多变量。一方面，“暗钱”加剧美国社会对所谓民主选举的不信任。另一方面，经济转型催生出新的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他们将成为“暗钱”的主要来源，促使美国政治为其服务。数字产业正在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一变化将让美国决策层更加关注知识产权、跨境数据流通、数字贸易壁垒等问题。这些议题也将驱使美国未来的对外经贸谈判和统一市场建设，甚至进而影响全球地缘经济格局。

《芯片法案》旨在提振美国半导体产业竞争力，以“抗衡”来自中国的竞争。其中的“中国护栏”条款对中国乃至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具有严重危害性，势必引发新的全球割裂式竞争，未来全球半导体产业有可能形成相对割裂、相互竞争的“两大平行体系”。

相对于20世纪70至90年代基于宗教与道德政治的“文化战争”，如今“文化战争”的关键问题已被种族问题所取代。随着白人身份政治将各种少数族群都纳入反对阵营，白人民族主义与基督教民族主义开始在反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帜下联手。在此背景下，堕胎权与性少数群体权益之争超越道德政治内涵，俨然上升到“我们是谁”“谁代表美国”的高度，酿成国家认同危机。而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在选举政治动员中，通过将经济议题种族化、政治化，巩固各自的选民基础，族群认同冲突不可避免地升级为“新文化战争”，推动美国社会与政治加速走向失序。

围绕“头巾事件”而起的美伊博弈其实是更广阔背景之下两国博弈的新篇章。美伊关系最近不断走低缘于两个背景：一是伊核协议谈判久拖不决；二是俄乌冲突。尤其是伊朗的亲俄举动加强了美国对伊战略疑虑和打压。而当“头巾事件”在伊朗国内爆发，美伊新一轮博弈的展开也就成为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