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新规试图中止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但它不仅打乱了半导体全球供应链，也对美国自己以及其他国家的半导体产业带来巨大冲击。新规利用歧视性国别政策泛化国家安全，滥用出口管制措施，严重违背了WTO的自由贸易和非歧视原则。不过，鉴于新中国就是在美国打压和封锁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这次美国遏制中国半导体发展的尝试也将以失败告终。

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在策略和形式上出现较大调整，但其延续性仍大于变化性。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大国竞争”为底色，从投资国内、团结盟伴、增强威慑、重塑规则四个方面明确了美国应对“大国竞争”的具体路径。从内容上看，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更加强调规则的重要性、更为重视盟友和伙伴作用、更多凸显价值观色彩。但与前任相比，其“美国领导世界”的战略目标、“内病外治”的危机转嫁策略、“以实力求安全”的战略思维并未改变。在渲染“大国竞争”，尤其是聚焦“中国挑战”的背景下，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侵蚀中美关系的合作基础，加速中美在关键领域的脱钩，加剧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

目前共和党大致可以分出三个新派系：“MAGA极端派”“MAGA毗邻派”和“MAGA改革派”。其中，国会共和党人主要由前两派构成，此次众议长选举闹剧中的斗争也发生在他们之间。“改革派”则多出现在地方层面。未来共和党的走向将在这三个派系的此消彼长中确定。鉴于保守派并不善于国家治理，这在当下美国的国会山上尤为明显。而改革派在州一级政府层面的执政表现却是风生水起，如果改革派进入到国家层面，他们能否遏制注极端派和毗邻派的纷争，将奉行MAGA原则的共和党拉回到稳定的轨道上，目前还难判断。

2022年8月，拜登签署《通胀削减法案》，旨在“减少赤字，降低通胀”，涉及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医疗健康、税制改革等议题。然而，法案私货满满，名不副实，控制通胀作用有限，反而该法案的歧视性补贴条款却引发欧洲不满。这样的歧视性补贴条款具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明显加码“美国制造”，使欧洲面临着绿色产业外迁和“去工业化”的风险。目前鉴于欧洲缺乏有效应对手段，美国的战略轻视正加剧欧洲的愤怒。

在内部极化和对立成为美国政治社会常态的背景之下，行政当局难以掌控对华政策。随着内部极化和对立越来越广泛，不排除美国两党利用中国议题来缓和内部撕裂的可能性。

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堪称“一强”，奈何其与中间选民的兼容性太差，难以做大选民基础。这一“强而不大”的态势让共和党陷入两难。两害相权，共和党继续让特朗普出马“赌一把”的概率恐怕还是要高于冒着基本盘分裂的风险强行“换马”。这恐怕将是共和党的不幸，却是民主党、特别是拜登的大幸。

过去两年，民主、共和两党各自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调整期，试图找到新的方向。预计未来两党党争可能更多围绕一些常识性的社会权利问题展开，形成对历史记忆的逆动，从而更加尖锐、撕裂，更加极端。接下来的两年，美国政治内斗有许多看点，有两个特别关键：一是特朗普参选影响几何？二是身份政治问题更加突出。

共和党预期获得全面胜利的“红潮”并没有发生，这一现象可用“双否定选举”加以概括。它指的是大多数选民对两党及其领导人都持负面看法，选民会选择竞选人个人品德相对说得过去或其议题主张不那么极端的一方。本次选举中，尽管两党候选人在选民中都相对比较负面，但相对共和党，大多数选民，包括不支持拜登的选民，更倾向于投民主党的票。2022年中选将对拜登后半任期的执政和美国政治走向产生重要影响。除“分裂国会”将加剧两党在关键政策问题上的分歧，立法僵局不可避免外。更重要的是，它增强特朗普再次问鼎白宫的难度。

拜登能意外挺过中选，有两个最主要原因：第一，共和党人高估了经济议题的重要性，忽视了特朗普推动美国急速“右转”的政治后果。第二，共和党人低估或者说无法抑制特朗普的破坏力。共和民主两党处于“胶着”对抗状态是此次美国中期选举的最大特点，其表明美国的政党轮替和不同政策方向间的动态平衡可能已处于部分失调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中选可能是拜登和特朗普总统之争的“重演”，甚至可能是2024年美国大选的预演。中选之后，由于共和党控制了众院，拜登在“花钱”上将遭遇挑战，但由于民主党依然控制了参院，这保证了民主党还能继续掌握“用人”大权。但这一状况无疑会继续刺激共和党中的特朗普主义者，并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内斗推向新高潮。

拜登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大国竞争”为主线的阶段已经定型。然而，该报告仍以固有思维应对国际新形势、新问题，暴露出拜登政府在谋划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时难以化解的三组矛盾。即：“战略竞争”与全球合作的矛盾，“投资国内”与持久国际领导力的矛盾，将中俄“绑定”还是区别对待之间的矛盾。有鉴于此，未来美国的对外战略与国内政策之间或许将出现更多矛盾和冲突，距离其设定的战略目标也可能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