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中东之行未达预期，原因至少有四点。首先，拜登总统此次出访的预期目标过高。其次，拜登政府的外交策略同样不合时宜。再次，拜登中东之行的时机并不理想。最后，拜登中东之行仍未摆脱“大国竞争”的魔咒。

当前中东国家加强战略自主，是对自身长期以来受西方尤其是美国干涉、控制的一种反击。但美国希望继续维持在中东的霸权，不希望中东步入“后美国时代”。拜登此次访问中东，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看到中东国家日益加强战略自主，日益摆脱美国控制。换句话说，拜登此访既是为了遏制俄罗斯、伊朗等国，也是为了重新控制中东盟友，避免这些国家战略脱轨。

除了多重矛盾空前复杂交织，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政治家和新思路又都稀缺，态度认知和解决路径严重偏差，同时，今日美国的力量也没有过去实在了。因此，这样一个美国还能不能像历史上一样自我纠偏解决问题，结果存疑。当然，美国现在仍是综合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但现在其真正挑战在于内部矛盾空前复杂，当前自身实力包括应对矛盾的能力都在相对下降，因此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很多观察和判断也需与时俱进有所调整。我们不能再按传统思维，需要有新视角来判断。

拜登幻想通过一次访问，既让中东盟国出人出枪建立地区防卫机制，又让地区盟国加大石油产能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而美国自己遥控指挥，显然高估了自身影响力、错估了地区形势，必然以尴尬收场。

当下，政治风向混乱，战略重点偏废，国际战略迷失，外交政策空洞，发展条件滥用，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美国的空耗正日益加重。

此次中东之行，拜登大致有“三大任务”要完成，分别是：修复和加强与沙特的战略伙伴关系并推动沙特等海湾国家增产石油、在中东地区进一步组建反俄罗斯联盟、以及巩固美国以色列关系。比较而言，“三大任务”中，“重中之重”是第一项，完成概率大约50%，还需要看拜登访问的表现；第二项完成概率则几乎为零；第三项最容易成功也是难度系数最小的。

美国国内对最高法院重大判决上的对立，凸显公民权利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剧烈碰撞。对政治共同体来说，权利伦理与国家伦理不可或缺。国家需要保护和促进公民权利，但公民对国家的权利诉求及权利扩张，又要以不损害国家的存在或不弱化国家的整体性为前提。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人高度重视自身的各种权利，美国的政治机制对此也做出了积极回应。但这个前提条件今天已不复存在。

从美国近年来不断强化与中俄博弈和竞争的态势看，美国很可能会换一种方式保存在中东的存在。他可能在中国已取得积极成效的地区合作发展领域增加投入，以阻碍和破坏中国的影响。同时，利用一些阿拉伯国家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遏制俄罗斯。此外，拜登此行从表面看，似乎只涉及美国与地区国家的关系及拜登政府中东政策的调整，但在当前美国已将中俄作为主要挑战和威胁并欲在全球范围内对中俄进行遏制的背景下，这些调整都将深受美国大国博弈思想的影响。拜登这半年竭力拼凑遏制中俄的所谓国际联盟和伙伴关系，中东迟早是要被纳入这一进程的。

堕胎权收窄可能仅是保守化最高法的第一个“刀下魂”。接下来，逐渐保守化的最高法，会将美国带向何处？第一，美国最高法信誉受损。第二，可能引发美国人权坍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第三，政治极化和社会割裂硬着陆。

为阻止民主党对特朗普任内的系列内外政策“拨乱反正”，尤其是着眼于打赢中选和大选，共和党除继续在国会干扰和掣肘拜登施政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充分利用共和党执政“红州”的作用，抵制和对冲民主党的关键政策。更重要的是，共和党在一些牵动美国政治走向的重大议题（投票权、堕胎权等问题）上频繁出招，导致美国社会极度撕裂，以至于两党政治对立几乎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此次裁决就是这种发展的直接结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