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中东之行，拜登大致有“三大任务”要完成，分别是：修复和加强与沙特的战略伙伴关系并推动沙特等海湾国家增产石油、在中东地区进一步组建反俄罗斯联盟、以及巩固美国以色列关系。比较而言，“三大任务”中，“重中之重”是第一项，完成概率大约50%，还需要看拜登访问的表现；第二项完成概率则几乎为零；第三项最容易成功也是难度系数最小的。

美国国内对最高法院重大判决上的对立，凸显公民权利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剧烈碰撞。对政治共同体来说，权利伦理与国家伦理不可或缺。国家需要保护和促进公民权利，但公民对国家的权利诉求及权利扩张，又要以不损害国家的存在或不弱化国家的整体性为前提。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人高度重视自身的各种权利，美国的政治机制对此也做出了积极回应。但这个前提条件今天已不复存在。

从美国近年来不断强化与中俄博弈和竞争的态势看，美国很可能会换一种方式保存在中东的存在。他可能在中国已取得积极成效的地区合作发展领域增加投入，以阻碍和破坏中国的影响。同时，利用一些阿拉伯国家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遏制俄罗斯。此外，拜登此行从表面看，似乎只涉及美国与地区国家的关系及拜登政府中东政策的调整，但在当前美国已将中俄作为主要挑战和威胁并欲在全球范围内对中俄进行遏制的背景下，这些调整都将深受美国大国博弈思想的影响。拜登这半年竭力拼凑遏制中俄的所谓国际联盟和伙伴关系，中东迟早是要被纳入这一进程的。

堕胎权收窄可能仅是保守化最高法的第一个“刀下魂”。接下来，逐渐保守化的最高法，会将美国带向何处？第一，美国最高法信誉受损。第二，可能引发美国人权坍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第三，政治极化和社会割裂硬着陆。

为阻止民主党对特朗普任内的系列内外政策“拨乱反正”，尤其是着眼于打赢中选和大选，共和党除继续在国会干扰和掣肘拜登施政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充分利用共和党执政“红州”的作用，抵制和对冲民主党的关键政策。更重要的是，共和党在一些牵动美国政治走向的重大议题（投票权、堕胎权等问题）上频繁出招，导致美国社会极度撕裂，以至于两党政治对立几乎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此次裁决就是这种发展的直接结果之一。

未来，在堕胎、同性恋、持枪权等核心议题上，美国最高法院的保守化是必然的趋势，而推翻“罗伊案”只是一个开始。同时，“罗伊案”不仅是美国两党之争的焦点，也是美国社会分化加深的体现。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在保守与自由之间进行平衡，这才是秩序的基础。“罗伊案”扰攘半个世纪，美国最高院的判决推翻了它，但就美国复杂的国内情况看，围绕于此的更大社会冲突也才刚刚开始。

共和党到底能否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掀起红色浪潮？诚然，共和党的经济议题和反拜登的选举战略比民主党更吸引选民，但最终要掀起红色浪潮并获胜，赢得郊区选民支持则是重要挑战。

拜登政府在巨大的风险面前，最终很可能在对华关税问题上走一条折中道路。当然，由于政府内分歧明显，他也可能在7月第一批加征关税到期前再观望一段时间。不过无论他做出何种选择，都不意味着美国趋于改变在经济上严厉打压中国的立场。基于此，对于可能的对华关税减免，不应将其视为美国将要缓和对华政策的信号，相反可能要为中美关系中新波澜的到来做好准备。

拜登政府虽然决心让美国进一步回归“印太”，但欧洲大陆的安全挑战势必对美国造成牵制。且美国内政治斗争制约其对外战略推进。从亚太地区来说，多数亚太国家反对美国推行“印太战略”与中国对抗，拒绝在大国间“选边站队”。而美国抛出的“印太经济框架”不同国家对不同议题领域的政策立场和执行的力度差异巨大，且该框架缺乏市场准入等实际内容，最终能否达成及落实有待观察。鉴此，拜登高调推进“印太战略”，声势很大，但成效难料，后果更是令人疑虑。

从奥斯汀的讲话来看，美国印太战略的安全思路是：印太地区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首位，中国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将中国树立为印太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美国才有理由寻求在印太地区的领导权；仿效尼克松的“新和平战略”，以伙伴关系为核心，以实力为后盾，以谈判为手段，确保美国在与中国的安全竞争中获得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