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联盟是美国在二战后推进其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方式，也被美国视为“力量倍增器”。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美国正面临着大国战略竞争与全球性问题的双重挑战，并将投资美国实力、构建最广泛国际联盟与推进美国军事现代化作为三大应对策略。其中，国际联盟（coalition）被看作是美国独有的战略优势。《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示，“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同盟和伙伴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保护和促进了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并令我们的对手羡慕不已”。为应对双重挑战，美国正致力于构建最强大、最广泛的国际联盟。然而，同盟体系支撑不了华盛顿的霸权野心。

按照美国的战略设计，这个最广泛国际联盟包含三层结构。第一层是与其条约盟友、“民主国家”及伙伴所形成的联盟架构，这也是美国国际联盟的核心构成。第二层是与美国有共同利益和需求的国家（包括“非民主国家”）以及国际与地区组织、公民社会团体、私营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所组成的联盟架构。第三层是与面对共同跨国性挑战、致力于促进发展与人类尊严的国家或伙伴而结成的议题治理联盟，如共同应对传染病、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非正常移民、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

在这三层架构中，以条约形式构建起的同盟体系（alliance）是美国国际联盟的最核心基础，主要是在欧洲以北约为代表的多边同盟以及在亚洲以美日、美韩、美菲等为代表的双边同盟。美国同盟体系具有两大突出特性：一是安全属性，尤其是军事安全，尽管冷战后美国推进其同盟功能的多元化，但这并未改变其安全同盟的底色；二是目标锁定，即同盟体系具有明确的针对对象，如冷战时期的苏联。

美国同盟体系的形态与走向，与其对国际安全环境的判断以及维护霸权利益需求密切相关。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将大国战略竞争作为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拜登政府甚至表示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言外之意就是美国独享霸权的时代已经终结，新一轮霸权竞争再度兴起。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这次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变成了中国。不过，华盛顿认为，它在应对中国挑战的准备方面明显不足，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亚太双边同盟无法适应“新挑战”。

实际上，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已提出要更新同盟体系并推进其现代化，以构建一个网络化的亚太安全架构。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推出“印太战略”，其政策支柱之一也是要推进地区网络化建设，即加强与推进美国联盟与伙伴关系形成一个网络化的安全架构，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拜登政府同样因循此道，在其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表示要通过强化集体能力的方式来推进“印太战略”的实施。在诸多集体能力之中，加强与拓展美日韩三边合作是重中之重。近年来，美日韩对于加强三边合作在认知上渐趋一致。

2023年1月13日，美日政府首脑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要进一步推进同盟关系现代化，内容不限于美国支持日本增强防卫与对敌反击能力，扩大美日在安保层面的合作，还包括承诺“加强美国和日本、韩国在安全和其他领域的重要三边合作”。2月18日，美日韩三国外长在会晤后强调要加强与提升三国安全合作以提高威慑力。3月6日，韩国政府公布以第三方代为赔偿的形式向二战期间被日本强征的韩国劳工作出赔偿的方案。同日，拜登发表声明称赞此举有助于韩日两国关系“翻开突破性的新篇章”，并表示期待在未来进一步加强美日韩三边关系。

美国推进亚太同盟现代化，显然是服务于其所谓“竞赢中国”的目标。在华盛顿看来，中国力量的增长以及中国为国际社会稳定与繁荣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做法是动了它的“奶酪”，是蓄意改变与挑战现状的“修正主义”行为。因而，美国通过制造地区紧张（如渲染中国欲将美国赶出亚洲来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塑造外部“敌人”的方式来加强所谓的“民主世界”的“团结”，共同应对“步步紧逼的挑战”，其实质无非是搞乱亚太地区安全与发展环境以浑水摸鱼，牟取一己私利，巩固自身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

实际上，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期望一个和平、安全、稳定的有利发展环境，以推进各自的现代化进程。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域外国家在本地区发展与安全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然而，美国推进同盟体系的做法带来的只能是阵营对抗、地区分裂，其结果将进一步加剧和平赤字、安全赤字、发展赤字。这种搞对抗分裂的做法，既同时代与历史潮流相悖，又同地区与国际主流民意相逆，岂有不败之理。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非洲与拉美研究所所长、教授，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