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信用持续下滑，是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根本乱源。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高度的政治不确定性是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最大障碍。而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包括防止美债违约），是目前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之一。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的美中两国，为实现这一目标需再次“同船共渡”。有鉴于此，包括财长在内的美国政府高层急于访华，其内在需求显而易见。

拜登此次竞选处于与2020年类似的环境。再加上，其执政成绩与年龄增加的负面影响相互抵消，他的选民基本盘难有显著增加。导致其竞选前景将比2020年更难预测。在此环境下，未来两年选战或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国内因素对选战的影响更加突出，外交和中国议题的关注度下降。二是共和党初选结果将牵引拜登的竞选策略。三是“修复哈里斯”将成为拜登的优先目标。

当前美国政府通过强化对华意识形态竞争以实现整合国内外力量的目的。但这种以意识形态好恶为依据来制定外交政策偏离了美国建国元勋们的教诲，忘却了国父们坚持的“初心”。实际上，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是中国外交的一个传统或原则。中国没有对外传播与推广意识形态的意愿，更没有搞意识形态竞争、对抗的动机。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对华意识形态竞争根本就是美国人为建构的一种情境，而这种情境的建构对中美乃至于世界而言绝非幸事！

目前，虽然美国制造业部分指标有所下降，但总体依然强大，仍为世界头号制造业强国。并且，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有所恢复。然而，美国仍妄图通过贸易霸凌、关税壁垒、产业补贴等非正常、非市场的办法打压对手的竞争力，把自己制造业的继续兴盛建立在损害别国利益的基础之上。对此，我国要客观判断竞争对手的实力地位，提高紧迫意识，同时保持自信，在业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基础上，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早日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

特朗普案更加反映出，两党及其精英人物之间呈螺旋上升的政治进攻和恶斗已然并将在未来很长时间主导美国国内政治议程。从特朗普案还可窥豹一斑的是，在国会山上的极化斗争愈演愈烈的同时，美国大众层面的政治极化也更为深化。虽然特朗普案的下一步走向及其对特朗普参与2024年大选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可以预见的是，这一事件所折射出美国政治极化的深化、恶化和进一步极端化趋势将更为持久地作用于美国政治生态。

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期望一个和平、安全、稳定的有利发展环境，以推进各自的现代化进程。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域外国家在本地区发展与安全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然而，美国推进同盟体系的做法带来的只能是阵营对抗、地区分裂，进一步加剧和平赤字、安全赤字、发展赤字。这种做法，岂能不败。

从预算案内容来看，拜登对科技、网络及数字领域加码投入，希望通过加强新兴技术研发制造、增加联邦网络安全支出、加大所谓安全合作与数字援助，以实现保持美国科技水平领先、提升网络安全能力韧性及重塑全球数字领导力三大目标。

目前，非裔的支持对拜登及民主党愈发重要。另外，2022年中期选举产生了数位创造历史的民主党非裔新星，未来，不排除在他们中产生可以影响民主党前途的领袖级人物。但非裔选民支持率却不断下滑，这表明拜登试图通过组建“种族多元化政府”兑现选举承诺的姿态没有奏效，也不能回应非裔选民的真正关切。长期而言，在民生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社会治理弊端凸显的背景下，无论是民主党基于“少数族裔身份政治”，还是共和党右翼基于“白人身份政治”的“种族牌”，都将难以为继。

黑莉兵行险招可能迫不得已，她在共和党选民中的人气始终徘徊在第四名，与自带超高热度的特朗普和正在州长任上的德桑蒂斯不同，她当前没有公职作为彰显自身存在感的平台。因此，以共和党“第二人”的身份吸引关注、避免“坐以待毙”也就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但试图打“温和牌”的黑莉不仅绝难在党内对特朗普构成威胁，反而可能分化共和党内反特朗普的阵营，让其他挑战者无法争取到足够选票。

政治极化，已成当今美国政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美国政治光谱正从“橄榄型”转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这不可避免造成外溢，对此，我们要静观其变、冷静分析、沉着应对。一方面，对其危害要有清晰认识，做到心中有数；另一方面，美国的纠错机制仍未彻底失灵。我们要尽可能完善自己、办好自己的事、在正确轨道上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