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镜鉴中定义新安保法

多年以后，当人们翻开《日本21世纪大事记》，2016年3月29日将在历史记载上占有一席之地：是日，安倍内阁下达政令，“新安保法”从即日起实施。

届时，倘若日本仍走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日本国民仍安宁平静地生活在列岛上，那么历史年表中的这一条目就仅是普通字号和字体的平实描述。相反，若是届时的日本早已在挣脱和平宪法“束缚”之后，沿着强国强军之路狂飙突进，那么该条目就必定会被历史学家以一条加粗的黑体字记录下来，并由此引发后续社会政治运动中许多触目惊心的变动。

熟知东亚历史且了解日本政治变迁的人有理由作如是观，因为日本的《20世纪历史大事年表》里曾以大量黑色粗体字记载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走向法西斯的恐怖过程——“颁布《维持治安法》”“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与之相伴的是一连串对中国大陆的侵略扩张——“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这条充满血腥的道路演绎出日本军国主义登峰造极与自我毁灭，导致包括日本老百姓自身在内的亚洲人民生灵涂炭，以众生的血流教训给战后日本换来了一部和平宪法。这就是去年夏秋安倍政府强行推动国会审议新安保法，导致数以万计的日本老人、妇女、青年群众在国会大厦前请愿抗议不舍昼夜的历史性内生动力。这就是今天日本新安保法生效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其动向的本质原因。毕竟，新安保法开启了日本安全防卫战略的转换大门，自卫队由此脱下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蓝色迷彩服，举起放射着十六道光芒的旭日军旗，迈开大步走向海外。

安倍强推新安保法的真实目的

对于新安保法给国内外造成震荡，安倍可谓心知肚明。一周前，他在防卫大学2016年毕业典礼上的训话已经讲得十分明白：“我们必须构筑起牢固的基础，对此通盘考虑后的结论便是和平安全法制”。众所周知，安倍口中的“和平”就是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即用“积极出击”取代“专守防卫”，在抽空和平的本质后借其形骸推进自己的安全防卫政策。正是在这样的“通盘考虑”后，有了“安保三支箭”，有了成套的新安保法体系，有了以朝鲜威胁为口实，剑指中国的对抗性军事战略安排。

那么，新安保法生效后安倍将带领日本走什么道路呢？人们需要从安倍的政治理想与现实策略中寻找答案。安倍的政治蓝图上层叠着复杂的因果关联，但目前的核心目标是三个：第一，修改和平宪法是安倍为首的民族保守主义集团的政治夙愿，而借助新安保法撬动和平宪法则是他们在现实操作中的手法和路径。尽管改宪困难重重，但安倍本人还是在渺茫中寄希望以改宪把自己大写在21世纪日本民族保守主义势力再度崛起的历史上。

第二，凭借新安保法赋予自卫队的“集体自卫权”进一步拉紧日美同盟，在“借船出海”中解决海外派兵权落地的现实问题。在安倍看来，新安保法将成为日美同盟升级的“灵魂”，既能够使自卫队不再面临“即使美军舰船受到攻击，自卫队也不采取行动”的尴尬境地，又可以把日本“提升为”真正成为美国“有事时并肩战斗”的盟友。

第三，在海洋问题上抹黑中国，为自己的海洋争夺寻找借口。多年以来，安倍一直热衷在东海、南海搞联动搅局。对内极力夸大地区紧张局势给日本造成的威胁，对外则不遗余力地渲染和炒作“中国威胁”，甚至不顾自己域外国家的身份强行介入南海事务，试图策动其他声索国构筑遏制中国的松散联盟。明眼人都知道，安倍一而再再而三地揪住“南海问题”不放，无非就是要借“中国威胁”之名，行新安保法落地南海之实。

新安保法下的强军之路能走多远

上述情况向人们提出了令人焦灼的问题：谁来决定日本新安保法实施的成败？安倍的强军道路究竟能走多远？

关于一种社会运动的主要成因，笔者向来主张三点论，即观察复杂多变的事物关键在于观察“主流”“大势”“隐患”等三个最关键的参考变量。展开讲，就是社会运动行为主体中的主流动向、构成其客观环境的国际大势以及影响其发展变化的隐含变数。由此言之，包含中国发展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时局与日本社会自身动荡的结果，以及日本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政治基因突变”，都是日本国家发展道路走向的决定性推手。

首先，按照传统的矛盾解析法则，日本自身发展是核心因素中的核心。由于新安保法自身存在的危险性，这些配套法律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非议，在野党已经从中嗅出危险的味道，不断发起反对声浪。安倍自己似乎已经预感到新安保法不会那么一帆风顺地生效实施，于是卖力地阐释新安保法对于日本的必要性。今年夏季日本的参议院半数选举，将是检证安倍新安保法实施后的第一块“试金石”。

其次，国际局势与潮流构成的外部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新安保法实施后的成败。其中，美国的亚太战略以及对日本利用与防范的损益平衡判断变化至关重要；中国的定力与针锋相对地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安排、其他相关国家的应对抉择等也必然反过来影响日本新安保法的绩效。

最后是新安保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变数。一方面，日本春季国会上朝野攻防斗争未见分晓，安倍内阁成员能否在内心咄咄逼人与台面上巧言令色之间把控平衡至为重要。另一方面，安倍强推新安保法的落点选择与推进程度也充满不确定因数，一旦形成“路径依赖”，风险与难点还会随之增加。试想，把自卫队送上第一线就不能排除风险，倘若闹出自卫官“殉职”事件，定会引发国内政治论争，甚至连“供到靖国神社”还是“埋进香川海军墓园”都会成为敏感问题。说到底，各种隐患均来自新安保法初始定向，危途之上毫无太平可言。

笔者认为安倍在日本强军强国道路上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因为他的政治理想与日本社会政治生活现实存在较大距离。就当前而言，实施新安保法后的第一步迈向何方，决定着今后一百年的日本是重蹈历史覆辙，还是平稳地迈过战后的坎儿走向新岸。常言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人们在现实中拭目观察，而历史则在远处等待着，等待为安倍的政治生涯以及他所选择的国家道路盖棺定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