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导致原本就暗流涌动的自民党派系博弈更趋白热化。岸田文雄能否用好“黄金三年”的难得机遇、夯实长期政权的基础，关键要看他能否在错综复杂的派系缠斗中趋利避害，掌握主动。但目前来看，安倍离世固然让岸田可以摆脱压在肩上的重负，放开手脚，从容施政。同时也让其失去了可以帮他摆平党内极端势力的“平衡器”和“压舱石”。

安倍遇刺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自民党在参院选举中获得大胜，同时也给自民党内部的派系格局和岸田文雄内阁的内政外交带来相应调整。具体而言，安倍遇刺导致自民党派系洗牌，对岸田减少了掣肘，但也让他必须直接下场维系党内各派平衡。修宪看似顺理成章但执行起来并不平顺。“安倍经济学”在日本举足轻重，不太可能迅速退场。尽管日本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积极在美主导的多领域、多层次的“遏华”框架中扮演“急先锋”角色，这种结构性特征不会变。但这并不代表未来岸田的对华政策没有灵活性和务实性。

安倍的去世使日本失去了一个有战略抱负的领导者，在一段时间内日本可能会迷失方向。因为右翼保守倾向日盛，每况愈下但又跳不出“战败阴影”的日本唯有更加依赖美国。而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大背景下，投靠美国只能意味着更加为美国所驱使，进而给亚太以至整个世界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对诞生才9个月的岸田内阁而言，这场参议院选举堪称一次“期中考试”。岸田文雄毫无愧色地交出了一张靓丽的答卷。这无疑对稳固他的执政基础是非常有利的。预计，岸田文雄可以在日本内外政策中更多地凸显自己的色彩。不过，岸田文雄眼下面临的内外难题可谓堆积如山。他把舵的“日本丸”能否安然驶过急流险滩尚在未定之天。

鉴于日本政治在安倍遇刺之前，仍然处于安倍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状态，枪击案发生后，日本的后安倍时代才算真正开启。预计后安倍时代，日本将有一段政治稳定期。安倍去世后，修宪派将失去政治影响力。同时后安倍时代，日本对外关系也将面临重新选择，何去何从，人们拭目以待。

从当前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和社会民意看，随着保守右倾化不断发展，日本国内对于修宪本身的共识在逐渐增强，但围绕如何修改却始终存在尖锐争议。一方面，各派政治势力围绕具体修宪案文仍在激烈博弈。另一方面，日本民间依然存在较为强烈的反对情绪。在此次参院选举前的各类民调中，日本民众最关心的政策课题依然是“经济民生”。

安倍遇刺将在日本政坛引发连锁反应：自民党选举优势或扩大。岸田执政“自由度”将上升。自民党内将上演权力重组。但对外交、安保等既定路线的影响不大。今后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基本方向大概率不会因为安倍退场而转变。但在政策细节上，带有安倍色彩的激进主张或有调整。此外，安倍遇刺还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日本右翼势力。

经由经济协调、社会减压、政治趋同的正向反馈和叠加效应，使战后日本减轻了“扩展的三难困境”三个目标间的对立矛盾，从而实现了经济社会的相对稳定。在上述三条彼此作用的逻辑链条背后是具体的战略设定和政策实施，其路径选择具有鲜明的内外互动的特征。不过，大部分导向“稳定”的政策难免有其副作用乃至反作用，这些“症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有所差异，也有可能因不同政策间的相互作用出现一时的叠加和放大。

日本“义无反顾”地向北约靠拢，其中深层原因主要是替美国分担压力，并为日本“入常”添砖加瓦。未来日本与北约的关系在姿态上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实质性合作难以提升至战略水平。日本舍近求远与北约加强关系，是违背潮流、助纣为虐之举。日本这样做，在协同美国“拱火”欧洲动荡的同时，也将集团对抗思维和战略焦躁氛围引入亚太，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和相互信任，也不可能得到亚洲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美国总统拜登访日期间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日本政府对此予以积极迎合和追随。但从实际结果看，该框架不仅对中日以及区域经贸合作，也将对日美经贸合作以及日本自身经济复苏产生严重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