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右翼看来，导致日本“不正常”的根源在于和平宪法，日本摆脱“战后束缚”的目标最终只能通过修宪才能实现。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新一轮摆脱“战后束缚”的冲刺已经起步。修宪本是一国内政，但日本修宪问题具有不同于他国的敏感性和外溢影响，而且其更具隐蔽性的目的在于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底层逻辑。可以预见，在国际和地区格局深刻演变的当下，日本国内有关动作将带来多重风险。尤值警惕的是，日本为“摆脱战后束缚”竭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公然鼓噪“对华防范竞争和牵制”，导致日本民众对华反感情绪加剧，这种舆论操纵基本上相当于战争动员的效果，不免让人嗅到一丝危险气息。

日本社会转型造就了一批低欲望的青年，他们加剧了日本的人口危机。在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加剧的情况下，不断增多的“啃老族”“蛰居族”使日本就业人口不断减少，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青年“族”现象对日本社会发展的不良影响显而易见，对中国也有一定镜鉴作用。对此，我们要积极为年轻人减压，缩小社会差距。同时，还需要转变观念，努力为其创造多元化发展路径。

由于存在政治、能源、经济三方面的战略困境，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日本岸田文雄政府一方面基本追随欧美的统一步调，对俄实施覆盖范围较广的经济制裁措施，但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捍卫自身的对俄政策“自留地”，尤其在能源进口等敏感问题上尽可能弱化制裁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确保日本能源及经济安全总体可控。

日本之所以长期重视亚太地区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和地区，首先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虑，而且，对这些国家施以援手，还可以谋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今后岸田内阁势必还将对亚太地区之外的发展中国家给予越来越多的重视，并借此为自己的“新资本主义”造势。只是当前全球疫情起伏不定，国际形势更是复杂多变，在骨感的现实面前，岸田这些丰满的理想不知适配几何。

岸田希望扭转工资增长水平不断下降的趋势，以适合新资本主义时代。亦意味着他决意对“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与欠缺“分配”的安倍经济学进行“修正”，改变两极分化的现状。但估计推行阻力很大。同时，岸田执政以来积极推行追随美国的经济安保政策，这不仅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更与推行新资本主义的目标背道而驰。

日本派阀的产生与“五五年体制”密不可分，而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巨变和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带来的僵化腐朽，导致“五五年体制”崩塌，也使得“派阀政治”逐步向政党政治回归。不过，派阀仍会在日本政治中存在很长时间，这是因为其制度和文化基础并没有彻底消失。目前僵化保守的日本政治已无法适应国家创新发展的需求，但由于保守势力影响根深蒂固，日本政治改革前途漫漫。

在国内对华竞争思维驱动与美国战略的“牵引”下，日本对华安全、经济政策中的两面性与内在矛盾性日益突出。在安全与外交战线上，日本仍在维持对华“强硬姿态”与制衡力度。岸田政权上台后，进一步强化“印太战略”。考虑到日本与美国等盟友或“准盟友”合作的推进，将加速日本国内安全政策变化。这给即将进入邦交正常化第50年的中日关系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日本对外战略注重发挥“动态相乘效应”，在政策推进过程中积累各种有形无形的战略资产，然后将其充分利用，推动后续事态朝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日本对冲式思维是“新时代”国家关系模式变化的折射——不存在单纯的对抗与合作。面对中国、面对复杂的世界，日本很难采用“非黑即白”的两分法，而只能借助精细复杂、多向对冲的“超级工具箱”——不过，这其中也有烂牌。

在新冠疫情蔓延的情况下，日本根据“现实主义”权力政治逻辑不仅很难处理好同邻国的关系，而且可能因防疫失策而影响自身的国内执政基础。特朗普、菅义伟都是前车之鉴。岸田的“现实主义外交”不仅无助于有效应对新冠疫情这一非传统安全威胁，还会由于增加防卫开支、加入军备竞赛而减少应对防疫和救助的资金投入，结果必将提高日本的安全成本，而且会加剧同邻国的对抗、自我恶化国际安全环境。

种种迹象显示，“安麻体制”依然保持着对岸田内阁的巨大影响，目前，日本政坛“二元权力结构”特点明显。不过，岸田时代的“二元权力结构”，与菅义伟时期既有相似，也有不同。鉴于岸田文雄在自民党内有本派系支持，这导致在“二元权力结构”中，岸田和安倍在权力分配与决策方面会产生一些分歧。对于这样的日本，我们不能有过高期待，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为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中日民间交流，促进相互了解和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