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去年年底发布了三个有关国家安全的文件，它们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美国化倾向日益明显，即以假想敌认知为基础来制定战略。这在中国看来，日本似乎在战略上主动选择了充当遏华急先锋，由此或导致中日关系从根本上改善的动力不足，危机管控和止损将成重点。同时，尽管美国支持日本在安全政策上的大转变，但美国对一个过度战略自主的日本也很难放心。因此，日本最终会意识到，依靠安全战略美国化难以获得战略自主和在中日美关系中的存在感。

日本政局动荡常态化，折射出的是日本国家的发展困境。当前日本政坛保守势力主导、自民党独大的基本格局严重固化，左翼革新力量几近消亡。这反映在社会层面是反战和平主义思潮严重退潮。体现在外交层面是日本政客热衷煽动迎合“反华厌韩”等民粹主义思潮，争相对外示强。而对于如何打破日本的周边外交困局，则无人提出建设性的政策主张。这种对外战略的短视和偏执，正在把日本政治推向狭隘的民族保守主义的死胡同。当前日本民众期待强有力的领导人来重振国力，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推动国家变革，改变僵化的对外战略思维，恐怕谁都难以带领日本摆脱发展困局。

日本政治未来的大趋势是：在“统一教”问题捅破安倍派与右翼邪教勾连的毒瘤以后，邪教干预政治、无视日本国民财产甚至生命安全的本质被认清，安倍派将走向衰落。宏池会大平正芳系统的岸田派、麻生派和谷垣集团，田中—竹下系统的平成研究会茂木派，将继续作为自民党主流派主导日本内政外交。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日本政治家与中国领导人1972年共同开创了中日友好关系，清和会安倍派一小撮靠右翼邪教起家的政客阻挡不了历史的车轮，中日友好关系既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两国有识之士有责任共同为两国、亚洲乃至世界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当前日本经济颓势凸显，民众生活困难。在此背景下，岸田文雄高调打出“新资本主义”，强调从增长和分配两方面建立机制修正市场失灵，多措并举推动经济社会改革，以克服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端。对此，日本舆论认为，“新资本主义”以经济增长和分配为两大支柱，新意本在于分配政策，但从最新出台的实施计划看，并没有优化利益分配、提高民众收入的实质性举措，与既有经济增长战略无异。今后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切实推行“新资本主义”的各项政策，将考验岸田文雄的政治决心。

安倍去世在自民党内留下巨大政治真空，“岸田一强”或取代“安倍独大”。而且在中美对抗加剧、乌克兰危机升级且长期化的国际环境下，自认“处于美中对抗最前沿”的日本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日益显示出对美“一边倒”的倾向，同时，日本推行的政策方向更倾向于加强与中国对抗。

如果未来五年内防卫费实现2%增幅，日本国防费用支出的世界排名将从第9位升至第3位。这不能不引起周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关注。如此庞大的防卫费构筑起来的防卫力，真的能形成日本强大的威慑力和应对力，从而保障国民生命财产安全吗？答案尚不得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大幅增加防卫费，日本国民将背负沉重债务负担，影响国内经济恢复和财政健全目标的实现，乃至引起周边邻国对日本军事大国化的警觉，日本周边安全环境更趋严峻。

日澳深化军事合作，首先源于中美战略竞争“新常态”下两国的战略认知与诉求。其次因为美国推行“印太战略”需要日澳两国承担盟友责任。再次是乌克兰危机升级的“外溢效应”的影响。从发展动向来看，在双边层面，日澳军事合作领域将不断拓宽。在多边层面，两国还会继续积极配合美国推行“印太战略”，一边继续深化美日澳三国的安全与防务合作，一边推动美日澳印四国机制拓展安全领域的合作。可以预见，日澳两国在军事合作中将越来越强调中国因素，合力对抗中国的意味会越来越重。

2022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发布，其突出特点是大打“中国牌”，高调鼓吹“中国威胁”。它包藏私心，为争取增加防卫预算寻找理由并寻求日本民众支持。更为的是展现野心，在进行上述渲染后强调日本必须增加军备，这也是近年来日本在安保领域所表现出的重要特点。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指责抹黑中国国防政策、正常军力发展和正当海洋活动，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我国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岸田之所以坚持要为安倍举行国葬，既有右翼保守派的强力施压因素，也有其自身的想法和底层逻辑。不过，预计迫于反对声音的压力，同时考虑到选票的的重要性，但也要平衡政党派阀尤其是满足右翼保守势力的意愿，最终安倍的国葬仍会如期举行，但规模和支出恐怕多少都要有所缩水，否则显然过于冒险。

中日关系正常化开创了二战后东亚政治的新阶段，推动了东亚经济繁荣。但50年后的今天，日本对华政策急剧转变，在意识形态上排斥中国，在外交和安全上对抗中国，在台湾、钓鱼岛等敏感问题上挑战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中日需要更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交流，日方需要正确看待中国崛起，继续遵守过去50年两国形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展现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