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正常化开创了二战后东亚政治的新阶段，推动了东亚经济繁荣。但50年后的今天，日本对华政策急剧转变，在意识形态上排斥中国，在外交和安全上对抗中国，在台湾、钓鱼岛等敏感问题上挑战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中日需要更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交流，日方需要正确看待中国崛起，继续遵守过去50年两国形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展现战略眼光。

岸田在国会参议院选举中大胜，使其在未来三年内面临的选举压力“骤降”，这也意味着，对其领导地位，及“新资本主义”计划等关键政策的挑战，大概率都将来自于自民党内部。当前，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局面已经造成了诸多社会矛盾，如何改善民生经济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在后安倍时代，岸田如何利用党内变局平衡人事安排，顺利推行其招牌政策“新资本主义”，是其能否构建起长期政权面临的首项挑战。

对安倍来说，内阁支持率也好，安倍经济学也好，靖国问题也好，都是改造战后日本国家体制蓝图的手段，其最终核心目标是令日本正常国家化。理解安倍的对华外交，必须放在这样的脉络下才准确。其实，在安倍心中毫不掩饰对中国的轻视。安倍八年，日本并没有实现复兴。一个没有安倍的日本，对日本人来说，将是一个纠错过程的开始；而对中国来说，也意味着一个适度改善中日关系的契机正在到来。

当前日本经济在不确定环境下再承压力，且中长期面临更多挑战，导致复苏迟缓。看来，政权基础得到巩固的岸田政府引领日本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良性循环，存在较大疑问。

2022年7月8日发生的日本前首相安倍遇刺事件犹如一颗政治炸弹，对日本社会经济、政党政治以及内政外交等造成相当冲击。安倍遇刺是小概率事件，但这冰山一角之下，却是日本社会的沉疴隐忧迁延不愈、多种矛盾长期激化的现实。它强烈折射出日本“安心社会”解体以后，“风险社会”加速进程中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问题。

“安倍经济学”是安倍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安倍身后它能否延续，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它对日本经济起到一定提振作用，但也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结构性困局。岸田文雄推出“新资本主义”构想，希望对“安倍经济学”矫枉纠偏，并取而代之成为主导政策路线，目前看前景尚难言乐观。

目前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与内外因素的相互影响与恶性循环，引起中日关系三盘大棋同时博弈与三个失衡同时出现。在这种相互影响作用下，日本政局出现了自民党长期执政及鹰派持续掌权，其在国际关系上的体现，便是对中国开展鹰派外交。如何扭转上述局面，堪称是“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与课题。围绕钓鱼岛列岛归属认知争议，中方需开展正确知识传播的“知的外交”。

香会演讲可以说是岸田外交的“蓝图”，其核心内容是“岸田和平愿景”，包括五点内容：维护并加强“基于规则且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为实现“无核武器的世界”开展务实工作；以推进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为首，加强联合国的机能；加强经济安全保障等新领域的国际合作。而岸田随后北约峰会演讲则是这个“岸田和平愿景”的具体外交实践。不过规划虽“壮美”，但恐难真正实现。

改宪究竟能否迅即启动和最终落地，有待进一步观察。因为：第一，安倍改宪的初心是“摆脱战后体制”。若废弃或抽空宪法第九条、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反倒进一步加强对美从属。第二，如果要为改宪提速，势必考虑把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2%以上规模后的财源问题。第三，尽管改宪派在参众两院的议席已超过三分之二多数，但参众两院的力量对比关系其实仍有不同，立场相近的政党之间对改宪具体内容的理解也存在差异，改宪非一蹴而就之事。因此是否真正推进改宪，或许将视党内外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以及国际局势的演变趋势，谋定而后动。

安倍经济学陷入了困境，表现为第一，增长战略很难继续推进；第二，金融宽松政策虽有一定效果，但没有达到政府设定的通胀和经济增长的目标。第三，其结果是，维持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第二支箭，即增加财政支出。综上所述，安倍经济学不仅不可持续，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市场扭曲。这迫使现首相正视日本经济面临的现实：安倍经济学必须得到妥善处理。问题是，用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