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访乌克兰，是日本身为西方大国不得不去完成的“任务”。但与完成一次“重要任务”的难度相比，其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岸田内阁不容回避的。首先，如何协调与俄关系，更是牵制岸田外交部署的重大难题。其次，日本表明要经援乌克兰，但难免“出钱不讨好”。最后，在“战争”与“非战争”之间，日本面临艰难抉择。闪访乌克兰，表面上看是“外交壮举”，但这或许是日本接近“战争”的一种试探，是意图“跨越”和平宪法的一次冒险之旅。

“印太新计划”暴露出日本更具野心的“政治大国”谋划、遏制中国的考量，也不乏地缘经济影响之争的目的。预计海空安全合作和对外援助的协同运用将是日本下一步施力重点。若其不断激化安全博弈和地缘对抗，大变局恐会乱上加乱。

日本在安保问题上是“辅美遏华”的“急先锋”，在经济问题上是“助美制华”的“排头兵”，在台湾问题上是“联美压华”的“桥头堡”。但中日是搬不走的近邻，这也就意味着认真摸索和平相处之道具有时代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

日本不顾国内国际强烈反对，执意按照既定计划把巨量核污水排放入海，有诸多深层原因。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岸田内阁意欲将此举作为谋求长期执政的一个“切入点”。日本一意孤行将核污水排海贻害无穷，不仅会给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带来纠纷与麻烦，更会反噬自身，让日本入常的目标更难实现。

日本走向正常大国化的趋势，日本对认知塑造和外交日程设定领导力的渴求，日本谋求成为西方和全球南方之间支点国家的新定位，这三重逻辑是岸田文雄访乌的主要推动力。但日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三重逻辑，显然存在问题。日本希望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可以理解，但缺乏包容性的战略和战术都无法实现可持续性。

在全球疫情常态化、经济发展放缓、通胀压力加大、大国博弈激烈化、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岸田首相支持率走低等诸多要素作用的迭加振荡下，日本社会脆弱性凸显。这导致“M型社会”不断坍缩，阶层分化与社会不平等问题更为严峻。由此引发的社会体系空心化及其一系列社会行为失范使日本社会消极的利己主义心理弥漫，认为“不做就是最好的”。未来，岸田内阁的“新资本主义”口号下的经济社会改革，任重道远。

对于日本和岸田文雄政府而言，首相突访乌克兰是一道“必答题”，但其也掺杂了部分“附加题”的成分在内。毋庸置疑，岸田政府希望通过此次访问及接下来主持召开G7首脑峰会的机会，稳固自身的政治基础与执政地位，同时带领日本更近距离地触碰战后“政治大国”的战略梦想。

为提升经济效率，20世纪末日本开始了以放宽规制、自由化和结构改革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而后，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同时也为突破少子老龄化造成供需双瓶颈，日企纷纷转向开拓海外市场。尽管担心“产业空洞化”，日政府仍支持企业行为，但正当日本从贸易大国转向投资大国之际，突变的国际环境成为新的严峻考验，地缘政治风险、经济安保化倾向和全球价值链重塑等新形势或将迫使日本经济再度转型。

日本对华战略认知看上去是日中两国之间的事，但这是表象。自民党内秩序的重建、日本国内政治以及日美同盟关系重组的三重逻辑的复杂互动，则是更加根本性的动因。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中日进行对话就没意义。中日关系中的安保问题是一个新课题。如果不沟通，上述三个逻辑比重就会越来越大，这对中国和中日关系都不利。

日本借助乌克兰危机不断加速内政外交、军事安全等调整，以增加战略主动权，推进“脱战后体制”。乌克兰危机造成的国际安全态势巨变，进一步加快日本战略调整速度，然而，日本的战略调整并不顺畅，对俄罗斯制裁的反噬效应开始显现，战略困境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