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日本政治在安倍遇刺之前，仍然处于安倍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状态，枪击案发生后，日本的后安倍时代才算真正开启。预计后安倍时代，日本将有一段政治稳定期。安倍去世后，修宪派将失去政治影响力。同时后安倍时代，日本对外关系也将面临重新选择，何去何从，人们拭目以待。

从当前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和社会民意看，随着保守右倾化不断发展，日本国内对于修宪本身的共识在逐渐增强，但围绕如何修改却始终存在尖锐争议。一方面，各派政治势力围绕具体修宪案文仍在激烈博弈。另一方面，日本民间依然存在较为强烈的反对情绪。在此次参院选举前的各类民调中，日本民众最关心的政策课题依然是“经济民生”。

安倍遇刺将在日本政坛引发连锁反应：自民党选举优势或扩大。岸田执政“自由度”将上升。自民党内将上演权力重组。但对外交、安保等既定路线的影响不大。今后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基本方向大概率不会因为安倍退场而转变。但在政策细节上，带有安倍色彩的激进主张或有调整。此外，安倍遇刺还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日本右翼势力。

经由经济协调、社会减压、政治趋同的正向反馈和叠加效应，使战后日本减轻了“扩展的三难困境”三个目标间的对立矛盾，从而实现了经济社会的相对稳定。在上述三条彼此作用的逻辑链条背后是具体的战略设定和政策实施，其路径选择具有鲜明的内外互动的特征。不过，大部分导向“稳定”的政策难免有其副作用乃至反作用，这些“症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有所差异，也有可能因不同政策间的相互作用出现一时的叠加和放大。

日本“义无反顾”地向北约靠拢，其中深层原因主要是替美国分担压力，并为日本“入常”添砖加瓦。未来日本与北约的关系在姿态上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实质性合作难以提升至战略水平。日本舍近求远与北约加强关系，是违背潮流、助纣为虐之举。日本这样做，在协同美国“拱火”欧洲动荡的同时，也将集团对抗思维和战略焦躁氛围引入亚太，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和相互信任，也不可能得到亚洲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美国总统拜登访日期间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日本政府对此予以积极迎合和追随。但从实际结果看，该框架不仅对中日以及区域经贸合作，也将对日美经贸合作以及日本自身经济复苏产生严重负面效应。

保障经济安全的战略思想和政策运作，早就贯穿于日本的整个发展过程。随着新科技革命下国家安全保障意涵延伸、国际秩序变革下各国战略调整加快、新冠肺炎疫情下供应链风险凸显、美欧主要国家纷纷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日本开始将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保障及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随即在法律法规，政策执行上均有所强化。但这也导致遏制中国发展的态势，不仅使对华关系紧张，也不利于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战后日本通过条约向美军提供军事基地，换取美国的军事保护。但现在，美国“延伸威慑”的强化，目标远远不是保护日本，而是与别国进行军事对抗，这正好与日本的战略野心相符。对日本来说，中美缓和、地区稳定才符合其战略利益，而大国对抗、军事基地化将大大增加被卷入战争的风险。

日本新近通过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有三个趋势性信息。第一，该法为日本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提供更多“合法性”解释。第二，日本海外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布局与调整将会加速。第三，“经济安保法”的通过与实施凸显日本社会保守化进一步加剧。“经济安保法”的通过与实施必将对日本未来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产生重大影响，而“特定重要物资”和“特定社会基础性劳务”也将成为其中两大关键议题，对此需保持关注。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追随美欧对俄罗斯采取了空前严厉的制裁措施，并突破战后限制，对乌克兰提供军援。有关做法反映出日本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绑定欧美，竭力维护美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同时也透露出借机突破战后束缚、加速“国家正常化”进程的政治盘算。但是日本也会为此付出代价——能源危机首当其冲；经济安全风险上升；地缘安全环境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