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迭二阶干事长的做法，既使菅义伟失去了来自二阶的强有力庇护，又遭到安倍、麻生的无情抛弃。此外，鉴于菅义伟不能充当众议院的“选举招牌”，种种情由，摆在菅义伟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主动下台。不过从目前岸田内阁支持率来看，岸田面临的压力也不小。

茂木此行往访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将埃及作为首站，折射出日本高度重视与这个中东大国的关系。巴以被列入名单，反映出日本欲在巴以问题上采取“平衡”态度。对土耳其的访问显示出日本对这一中东大国和海洋地缘战略大国的重视。对伊拉克、伊朗与卡塔尔三个海湾国家的访问，则凸显了日本对海湾航线要冲与中东石油资源的极端依赖性。但纵观日本中东外交可谓“成亦日美同盟，败亦日美同盟”，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日本能否继续扩展在中东影响力尚存疑问。

在目前日本政治格局及生态下，重视对话、倾向求稳、政策务实的岸田当选，对中日关系而言并非“下签”。如果岸田内阁切实吸取反面经验，自肃克制，释放对华善意，恶化不止的中日关系首先或可按下暂停键。再通过双方积极沟通与互动，在动态演进中推进持续小步积累，那么在岸田政权下，中日关系将可能有较大缓和余地与发展空间。

岸田新体制的诞生，是党内派阀政治逻辑和民意倾向逻辑互动的产物。其政权今后的内政外交，也将取决于如何平衡这两大动态。有鉴于此，岸田外交从连续的角度看，他会继承安倍—菅义伟外交的基本理念、政策和方针。在此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的主动性空间不大，而且作为盟国，有配合美国大战略的需要。再加上岸田政治基础不牢固，对党内高层和内阁成员的约束能力尚未可知，日中关系摩擦或增加。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日本整体中道的选民生态，也会产生一定的约束。所以，对岸田新体制下的日中关系不必过度期待，也不能过度悲观，必须积极维护现有的各种沟通渠道，并且主动开拓各种可能的新管道，为中日关系的改善“聚势”和“谋时”。

岸田当选表明，派阀之间的纵横捭阖仍然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民意并未产生决定性影响。但他接棒菅义伟，后面的工作不好干。长期专注于外交的岸田，对日本国内经济并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不过也提出了一些关于经济和社会保障的政策架构与设想。在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他提出“令和版收入倍增计划”，计划发行30万亿日元国债以刺激经济发展。同时，他特别强调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外交方面，岸田执政后，一定会致力于加强日美同盟。在对中国的关系上，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这对中国有利有弊。中国可以冷静观察，并积极主动出牌，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和顺利前进。

经历泡沫经济破灭后“失去的30年”，日本的“大国雄心”未泯，无奈英雄迟暮，日本民众想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提振民族精神。不过，在旧态依然的日本政治生态中，无论谁当日本首相，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推动国家变革，改变短视的对外战略思维，恐怕都难以带领日本走出发展困境。

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不光有自民党党内竞争的逻辑，还要加上参议院大选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选举很可能是日本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向我们展示传统的派阀政治和民意动向双重逻辑之间，如何影响日本政治。目前尽管日本民众希望政治上有变，但他们又不想政治上不稳定；而派阀政治能为政治稳定提供保障，这是政治上求稳的逻辑。因此，日本政治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当前自民党内的保守右翼与鹰派势力不断挑战中日间的政治共识和互信基础，针对双边关系进行了广泛活跃的干扰破坏。中日关系发展苦于日方政情政局，已非时短。预计“后菅义伟”时代的中日关系，消极连续性更强，改善空间有限，重大拐点难现。然而，过度制衡或遏制一个并无敌意的相邻大国，最终引起的反噬损失，可能远远大于保持适度平衡战略的收益。明年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希望日方以政权更替为契机，守正革新，推动中日关系转圜并健康稳定发展。

由于作为党内夺取官位与政治资金的基本单位，自民党各派阀本质上都希望“首相轮流做，本次到我家”。如果不能如安倍那样实行“强人政治”，那么“走马灯”式的首相更迭很可能再度频现。对于自民党总裁与日本首相易主可能对日本外交、尤其是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选择静观其变或许最为妥当。

由于严峻的新冠疫情，本届奥运会的收获与日本政府的预期目标间还是呈现出较大差距。首先，期望中的“奥运景气”因空场举办而没能实现，日本政府借“奥运景气”刺激经济的计划落了空。其次，执意举办奥运会使菅政权给民众留下了轻视国民生命安全的负面印象，导致其支持率跌至新低。再次，日本政府“奥运外交”的期待落了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