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日本在外交及安全战略方面出现的显著特点是着力在全球推动“准同盟”关系及其体系构建。这是一种非正式军事结盟关系，它是日本囿于宪法限制和历史原因对外所能采取的、除日美同盟以外的一种次高级“联盟”方式。这种“准同盟”体系在属性上更多地体现为构建以价值观为基准的海上安全“民主联盟”，在形式上更多地展现出地区大国和中等强国的勾连与协作。日本并不幻想其“准同盟”体系能够取代美国成为日本安全保障的关键，但无疑已将其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再保险选项以及对华制衡的有效补充。

2021年8月8日，第32届夏季奥运会在东京闭幕。在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肆虐的情况下，本届奥运在历史上首次延期举行，具有特殊意义。疫情防控、科技辅助和奥运改革成为东京奥运的关键词。主办国日本受疫情影响，并未享受到奥运红利，也未收到预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东京奥运会的平稳举办为未来奥林匹克运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由于岸田在安倍内阁长期担任外相，可以预判，在其任内他将会有意在外交领域一展身手。不过，鉴于岸田将在很长时间内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赢得“国政选举”上，而且如果在2022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失利，岸田必将沦为“跛脚鸭”首相。疫情如果再现反复与久拖不决，也将给岸田内阁增添执政阻力或者变数。这些都将拖累岸田内阁的外交行动。

菅义伟在防控疫情与恢复经济的“两难困境”中受尽煎熬，不得不“黯然离场”。岸田政府面临的最大考验，同样也是能否在尽快有效控制疫情的基础上，全力恢复被疫情进一步严重破坏了的日本经济，其会否成为又一届“短命”内阁，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在经济政策领域能否有所建树。而从其竞选过程和上任初期的各方评价看，前景并不乐观。

在安倍幕后主导下，日本政治、政策都不可能发生明显变化，现存问题只会更严重。如果岸田支持率一直低迷，最后很可能短命收场。如果岸田试图有所建树，不甘心听命于安倍，二者关系必疏远甚至反目。安倍将迅速抛弃岸田，若此，“安倍—岸田政权”同样不会长久，日本或再陷入“走马灯首相”的恶性循环。同时，鉴于国内政治和自民党僵化保守是日本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而“安倍一强”格局又令其加速恶化，故日本社会对“政治一新”诉求强烈。

更迭二阶干事长的做法，既使菅义伟失去了来自二阶的强有力庇护，又遭到安倍、麻生的无情抛弃。此外，鉴于菅义伟不能充当众议院的“选举招牌”，种种情由，摆在菅义伟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主动下台。不过从目前岸田内阁支持率来看，岸田面临的压力也不小。

茂木此行往访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将埃及作为首站，折射出日本高度重视与这个中东大国的关系。巴以被列入名单，反映出日本欲在巴以问题上采取“平衡”态度。对土耳其的访问显示出日本对这一中东大国和海洋地缘战略大国的重视。对伊拉克、伊朗与卡塔尔三个海湾国家的访问，则凸显了日本对海湾航线要冲与中东石油资源的极端依赖性。但纵观日本中东外交可谓“成亦日美同盟，败亦日美同盟”，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日本能否继续扩展在中东影响力尚存疑问。

在目前日本政治格局及生态下，重视对话、倾向求稳、政策务实的岸田当选，对中日关系而言并非“下签”。如果岸田内阁切实吸取反面经验，自肃克制，释放对华善意，恶化不止的中日关系首先或可按下暂停键。再通过双方积极沟通与互动，在动态演进中推进持续小步积累，那么在岸田政权下，中日关系将可能有较大缓和余地与发展空间。

岸田新体制的诞生，是党内派阀政治逻辑和民意倾向逻辑互动的产物。其政权今后的内政外交，也将取决于如何平衡这两大动态。有鉴于此，岸田外交从连续的角度看，他会继承安倍—菅义伟外交的基本理念、政策和方针。在此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的主动性空间不大，而且作为盟国，有配合美国大战略的需要。再加上岸田政治基础不牢固，对党内高层和内阁成员的约束能力尚未可知，日中关系摩擦或增加。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日本整体中道的选民生态，也会产生一定的约束。所以，对岸田新体制下的日中关系不必过度期待，也不能过度悲观，必须积极维护现有的各种沟通渠道，并且主动开拓各种可能的新管道，为中日关系的改善“聚势”和“谋时”。

岸田当选表明，派阀之间的纵横捭阖仍然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民意并未产生决定性影响。但他接棒菅义伟，后面的工作不好干。长期专注于外交的岸田，对日本国内经济并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不过也提出了一些关于经济和社会保障的政策架构与设想。在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他提出“令和版收入倍增计划”，计划发行30万亿日元国债以刺激经济发展。同时，他特别强调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外交方面，岸田执政后，一定会致力于加强日美同盟。在对中国的关系上，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这对中国有利有弊。中国可以冷静观察，并积极主动出牌，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和顺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