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所以长期重视亚太地区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和地区，首先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虑，而且，对这些国家施以援手，还可以谋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今后岸田内阁势必还将对亚太地区之外的发展中国家给予越来越多的重视，并借此为自己的“新资本主义”造势。只是当前全球疫情起伏不定，国际形势更是复杂多变，在骨感的现实面前，岸田这些丰满的理想不知适配几何。

岸田希望扭转工资增长水平不断下降的趋势，以适合新资本主义时代。亦意味着他决意对“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与欠缺“分配”的安倍经济学进行“修正”，改变两极分化的现状。但估计推行阻力很大。同时，岸田执政以来积极推行追随美国的经济安保政策，这不仅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更与推行新资本主义的目标背道而驰。

日本派阀的产生与“五五年体制”密不可分，而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巨变和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带来的僵化腐朽，导致“五五年体制”崩塌，也使得“派阀政治”逐步向政党政治回归。不过，派阀仍会在日本政治中存在很长时间，这是因为其制度和文化基础并没有彻底消失。目前僵化保守的日本政治已无法适应国家创新发展的需求，但由于保守势力影响根深蒂固，日本政治改革前途漫漫。

在国内对华竞争思维驱动与美国战略的“牵引”下，日本对华安全、经济政策中的两面性与内在矛盾性日益突出。在安全与外交战线上，日本仍在维持对华“强硬姿态”与制衡力度。岸田政权上台后，进一步强化“印太战略”。考虑到日本与美国等盟友或“准盟友”合作的推进，将加速日本国内安全政策变化。这给即将进入邦交正常化第50年的中日关系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日本对外战略注重发挥“动态相乘效应”，在政策推进过程中积累各种有形无形的战略资产，然后将其充分利用，推动后续事态朝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日本对冲式思维是“新时代”国家关系模式变化的折射——不存在单纯的对抗与合作。面对中国、面对复杂的世界，日本很难采用“非黑即白”的两分法，而只能借助精细复杂、多向对冲的“超级工具箱”——不过，这其中也有烂牌。

在新冠疫情蔓延的情况下，日本根据“现实主义”权力政治逻辑不仅很难处理好同邻国的关系，而且可能因防疫失策而影响自身的国内执政基础。特朗普、菅义伟都是前车之鉴。岸田的“现实主义外交”不仅无助于有效应对新冠疫情这一非传统安全威胁，还会由于增加防卫开支、加入军备竞赛而减少应对防疫和救助的资金投入，结果必将提高日本的安全成本，而且会加剧同邻国的对抗、自我恶化国际安全环境。

种种迹象显示，“安麻体制”依然保持着对岸田内阁的巨大影响，目前，日本政坛“二元权力结构”特点明显。不过，岸田时代的“二元权力结构”，与菅义伟时期既有相似，也有不同。鉴于岸田文雄在自民党内有本派系支持，这导致在“二元权力结构”中，岸田和安倍在权力分配与决策方面会产生一些分歧。对于这样的日本，我们不能有过高期待，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为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中日民间交流，促进相互了解和友好。

这次美日首脑会谈前透露出的一些动向耐人寻味，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日本还在美国的“核心小圈子”里吗？其实从深层次看，日美关系微妙变化的根源在于中美实力对比的加速演变。面对美国全方位打压，中国表现出强韧的抗压性，对日本社会产生深刻的心理冲击。一些政策精英逐渐意识到，日本应正视中国崛起的现实，不可将全部身家“押注”美国，与美国的战略绑定需要留有余地，在中美间需要适当把握平衡。

日本举办的四届奥运会，除快速提高了日本体育竞技水平外，均带来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改变了举办地乃至整个日本社会。尽管由于疫情冲击等原因，日本政府通过2020年东京奥运会一扫平成时代的低迷状态，带动日本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全面提升的目标未能充分实现。但本届东京奥运会还是部分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其影响力也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发挥作用。

安倍近来在涉华问题上的过线行为暗含以下考量：第一，在中日敏感领域“埋雷”，妄图以既成事实压缩岸田施政空间，从而争夺外交主导权。第二，占据日本“政治正确”制高点，逼岸田等人退让，彰显其政治地位。第三，以“反中爱国”为旗帜，整合、驾驭日本保守右翼势力，壮大其影响力。第四，展现其与美国“步调一致”的亲近姿态，驱使岸田低头向其“讨教”和“协助”处理日美同盟关系。由于安倍等人目前占据了日本向“联美制华”战略转型的“大势”，岸田方面的涉华立场有所倒退，消极言辞也日渐增多，但尚能守住外交底线，留有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