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经济学”是安倍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安倍身后它能否延续,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它对日本经济起到一定提振作用,但也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结构性困局。岸田文雄推出“新资本主义”构想,希望对“安倍经济学”矫枉纠偏,并取而代之成为主导政策路线,目前看前景尚难言乐观。 |
未能扭转国力下降颓势 “安倍经济学”由“三支箭”组成: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激活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其中核心在于通过“异次元”的量化宽松刺激金融市场活力和企业融资,并通过零利率诱导日元贬值刺激出口,以实现2%的温和通胀目标。激进货币财政政策带来的经济刺激作用较为明显,最直接的效果是推动了日本股市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在安倍第二次执政的七年八个月里,日经股指从1万点左右上升到最高2.4万点。日本房地产市场也走出了泡沫经济破灭的阴影,2018年东京新房价格较2012年上涨了33%。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带动了日本家庭金融资产的增加。叠加日元贬值影响,以出口为主的日本企业的盈利也在增长。日本就业总人口从2012年的6263万人增至2019年的6786万人,增加了500多万,失业率控制在3%以下。据日本内阁府认定,安倍任内的经济复苏周期长达71个月,是二战后第二长的经济复苏期。 与此同时,超级“大放水”带来的副作用也很明显。2021年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安倍经济学”拉大了日本的贫富差距,2014~2019年间,资产排名前10%的富裕家庭财富明显增加,排名靠后家庭资产则缩水了3.5%。有经济学家测算,安倍执政期间,年收入在300万~700万日元的中等收入家庭在全部家庭中的比重下降。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长期以来日本引以为傲的“一亿总中流”的均质化社会开始出现动摇。 “安倍经济学”出台时,日本经济刚刚经历泡沫经济破灭以来“失去的20年”,超级量宽无异于给日本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使日本经济呈现出久违的活力。但表面的繁荣难掩结构性困境,“安倍经济学”也因其“治标不治本”而饱受诟病。 首先是未能扭转日本国力下降的颓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2021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9374万亿美元,由于日元大幅贬值,较安倍执政前的2012年萎缩了21%。在这期间,七国集团(G7)中GDP减少的仅有日本一家。日本与全球第四经济体德国间的GDP差距也从2.7430万亿美元缩小至0.7115万亿美元。而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实际水平的重要指标,日本经济潜在增长率不到0.5%。 其次是少子老龄化问题愈发严峻。安倍多次宣称少子老龄化是“国难”,力图通过幼托教育免费化、改善女性就业环境等措施刺激生育,但效果不彰。其任内日本总人口连续下降,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已逼近30%,在世界主要国家中遥遥领先。2020年日本总和出生率只有1.34,距离其希望达到的1.8的目标遥不可及。深度老龄化加重了养老医疗等社保开支带来的财政负担。 再次是债务危机阴影若隐若现。截至今年6月底,日本已发行国债总额达到1021万亿日元,超过GDP的两倍,加上其它公共债务,超过GDP的2.5倍,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高居榜首,远超60%的国际警戒线。日本央行为了维系量宽政策,抑制利率上升,不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买入国债,央行持有国债总额达到514.9万亿日元,已超过50%。由于日本90%以上的国债由央行及国内投资者持有,外债率低,使债务风险尚处于可控范围。但从中长期看,随着日本财政健全化目标愈发遥远,债务问题软着陆难度也会越来越大,日债风险已然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一头“灰犀牛”。 一直存在激烈的政策争论 当前,随着美国进入加息缩表周期,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纷纷开始收紧,日本为了托底景气不得不维持零利率量宽政策,宏观政策日益面临进退维谷的窘境。 当前,日本货币政策坚持逆周期而动,引发日元“跌跌不休”,正在加大日本经济风险。今年6月以来,日元兑美元汇率急剧贬值至近24年来的最低水平,7月14日已逼近140∶1,此轮贬值幅度已超过30%。其直接诱因在于日美息差扩大,日元被抛售美元被买入。同时日债被抛售,引发利率上升压力,一旦到达0.25%的上限,日本央行就会无限量买入,以稳定利息,而这又会促推日元贬值速度。日元过度贬值加剧了进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正在对企业成本和居民消费产生冲击,也抵消了对日本出口的拉动作用。 日本央行在“安倍经济学”操盘手黑田东彦的领导下,一路在“印钞放水”的量宽之路上蒙眼狂奔,从“最后贷款人”变成“最大买家”,也有迫不得已的一面。由于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维持了近30年的低利率,企业经营和家庭财务都建立在低利率的基础之上,一旦放任利率上升,不仅会触发企业经营贷款和居民家庭房贷偿还等债务风险,也会导致政府巨额债务的付息压力上升以及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崩溃,这种连环后果是日本所不可承受的。 围绕事关“安倍经济学”存续的“宽松”还是“紧缩”问题,日本国内一直存在激烈的政策争论。一方面,执政的自民党内多数认为当前内外宏观环境还不支持退出量宽,急于“收水”恐将引发经济动荡。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安倍经济智囊滨田宏一、高桥洋一等人认为日本债务都属“内债”,不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理论上日本央行可以无限量地印钞买入国债,以稳定低利率水平。另一方面,以财务省为代表的“财政健全派”主张慎重扩大债务,优先缩小财赤。2021年10月,日本财务次官矢野康治在政论杂志《文艺春秋》发文批评各党围绕众院大选的政策犹如“撒钱大战”,国家财政状况就像正在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给下一代留下了巨大的定时炸弹。本该效忠执政党的高级官僚公开质疑政府经济刺激方案,引发政界哗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债务状况的严峻性。 “安倍经济学”前景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央行的政策选择。目前看,由于黑田东彦的任期要到2023年4月,加之目前日本经济并未实现自律性复苏,对外仍面临外需减弱等多重风险,日本国内“量宽派”依然占据上风,短期内岸田政府并不具备大幅调整量宽政策的条件。 “新资本主义”能否取而代之 就经济政策理念而言,岸田更加重视分配与公平,他上台以来刻意与“安倍经济学”保持距离,提出了“新资本主义”政策构想,其主要着眼点在于调节分配、改善民生,目标是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提高社会中间阶层收入水平,以推动经济增长与分配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与“安倍经济学”偏重货币财政政策相比,岸田的“新资本主义”把重点放在结构性改革上。一方面围绕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政策设想,其中核心是“对人的投资”。岸田认为日本面临劳动力减少的情况,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为此未来三年里将投入4000亿日元用于培育适应数字化时代需求的高附加值人才。同时还将着力提高社会工资水平,尤其是保育、看护行业的收入,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危机。另一方面着眼于数字经济和低碳时代需要,岸田提出“经济安全保障战略”“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清洁能源战略”等主打政策设计,力图在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竞争中抢占先机,推动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而在外界关注的货币金融政策上,岸田尚未提出具有个人色彩的新说法。岸田内阁在6月7日通过的“2022年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的基本方针”中,明确表示将“坚持以大胆的金融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为一体的经济财政运营框架”,“为应对危机将毫不犹豫地投入财政支出”。这些说法与安倍时期如出一辙,或许预示着“安倍经济学”的影响短期内还不会消退。 “安倍经济学”所折射的日本经济困境是当今全球经济面临的共同挑战。俄乌冲突引发的高通胀并非世界经济常态,低利率、低增长、高福利、高债务为代表的“日本化”现象,才是值得警惕的慢性病。其背后的根源在于老龄化叠加低生育率带来的内需不足、沉重的社会负担带来的财政压力。“安倍经济学”给全世界提出的现实课题在于:一个负债累累的政府如何才能摆脱老龄化陷阱?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