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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建交50年,中日关系再现转折点,日本对华“嚣张”为哪般?
发表时间:2022-09-02 20:25 来源:国际网
中日关系正常化开创了二战后东亚政治的新阶段,推动了东亚经济繁荣。但50年后的今天,日本对华政策急剧转变,在意识形态上排斥中国,在外交和安全上对抗中国,在台湾、钓鱼岛等敏感问题上挑战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中日需要更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交流,日方需要正确看待中国崛起,继续遵守过去50年两国形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展现战略眼光。

中日关系正常化50周年即将来临。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历史性地访问中国。9月29日,中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宣告两国结束不正常状态,正式建立外交关系。50年前,两国领导人重建正常关系的政治共识,开创了二战后东亚政治的新阶段。这是一个开始历史和解的时代、共同珍惜合作与和平的时代,更是东亚开始跨出冷战鸿沟的时代。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署,为两国关系奠定了新的规则基础,理应该继续成为两国政府和人民永远铭记、不可动摇的信念。

然而,今天的中日关系又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从2012年上台的安倍政府到今天的岸田政府,日本安全政策的“中国指向”越发清晰。日本已经不再遮遮掩掩,直接把中国定义为印太地区的“最大威胁”,并强调日本要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大举扩军备战,并实质性地部署针对中国的远程打击能力。“中国因素”或将推动日本彻底结束战后以本土防御为主体的安保体制,转而在印太地区扮演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活跃的地区安全角色。

更为让人不安的是,日本今天的台湾政策也在掏空和虚化日中建交50年来的“一中原则”承诺,企图在台湾问题上联手美国,共同削弱和阻止中国旨在抑制台独势力、实现民族统一的战略目标。

日本的中国政策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嚣张?背后的根源是多样性的。首先,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美西方阵营的“民主国家”,日本在意识形态和价值选择上,近10年来始终错误地将中国视为“另类”,随着中国的崛起,越发简单和狭隘地“排斥中国”,拒绝面对和接受一个开始强大的中国,和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的“中国声音”。

其次,2010年前后,中国GDP开始追上并超越日本。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开始显著缩小和日本的差距,日本面对一个崛起中国的“安全困境”忧虑不断上升。“联美制华”成为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战略选择。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对华“战略模糊”已经消失,逐渐被以“制衡中国”为目标的“战略清晰”所取代。

第三,钓鱼岛领土争议尚未解决。由于日本政府拒绝承认和接受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领土争议的事实,顽固地坚持“不接受、不谈判、不妥协”的对抗性方针,钓鱼岛海域的中日对抗持续存在,不断煽动、误导和激化日本反华的民族主义情绪。

面对日本如此消极和具有全面对抗性的对华政策转型,中国怎么看?北京的政策始终是清晰和一贯的。首先,我们善意和耐心地期待日本能够合理准确地判断和认知中国崛起的事实。一个强大的、文明的中国,从来没有真正侵略和威胁过日本。相反,中日的交流为两国发展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其次,日本“脱亚入欧”的国家传统,是日本的选择,中国从来没有干预。但日本必须意识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日经济合作,共同开拓了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上的“东亚时代”。中日韩三国和东南亚各国共同执着地追求和平、发展和繁荣,才使得今天的东亚成为继西欧、北美之后的世界经济三大重心之一。东亚持续的合作与交往,不仅带动了区域的整体发展,更成为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世界政治500年历史的革新力量。东亚也成为了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最为安宁与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地区。日本和中国都从中受益。

第三,中日关系走出日本侵华历史,携手开创可持续的相互尊重、合作发展的50年建交历史,深化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感情联系,拓宽了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格局。这是中日两国国民之幸,更是东亚崛起的根源之一。

中日关系需要进入更为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期、沟通期、交流期。停止掏空“一中政策”、约束日本政客在台湾问题上“拱火”需要成为日本政界的共识。这是日本展示大国战略眼光的关键时刻。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就清晰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有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立场,重申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内容。联合声明同时强调,“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本同台湾当局断绝了“外交关系”,随后中日两国陆续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和科技文化等一系列协定。

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国与国交往的障碍。50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超越差异,在冷战环境下实现邦交正常化,树立了不同阵营国家和平共处、友好交往的典范。双方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明确写道:“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50年后的今天,双方没有理由做不到这一点。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1972《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和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及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形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为处理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及钓鱼岛、涉海等敏感问题立下了规矩,是两国政府之间做出的郑重承诺,也是确保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必须不折不扣地得到履行。

2021年,中日货物贸易总额达到371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此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于今年1月1日生效,中日作为成员国,且是首次达成双边关税减让安排,预计将进一步使两国经贸发展受惠。面对俄乌冲突引发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的动荡变局,中日两国应该携手共进,向世界展示两国的大国责任和战略眼光。

(作者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文章转自“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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