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派阀的产生与“五五年体制”密不可分，而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巨变和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带来的僵化腐朽，导致“五五年体制”崩塌，也使得“派阀政治”逐步向政党政治回归。不过，派阀仍会在日本政治中存在很长时间，这是因为其制度和文化基础并没有彻底消失。目前僵化保守的日本政治已无法适应国家创新发展的需求，但由于保守势力影响根深蒂固，日本政治改革前途漫漫。

在国内对华竞争思维驱动与美国战略的“牵引”下，日本对华安全、经济政策中的两面性与内在矛盾性日益突出。在安全与外交战线上，日本仍在维持对华“强硬姿态”与制衡力度。岸田政权上台后，进一步强化“印太战略”。考虑到日本与美国等盟友或“准盟友”合作的推进，将加速日本国内安全政策变化。这给即将进入邦交正常化第50年的中日关系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日本对外战略注重发挥“动态相乘效应”，在政策推进过程中积累各种有形无形的战略资产，然后将其充分利用，推动后续事态朝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日本对冲式思维是“新时代”国家关系模式变化的折射——不存在单纯的对抗与合作。面对中国、面对复杂的世界，日本很难采用“非黑即白”的两分法，而只能借助精细复杂、多向对冲的“超级工具箱”——不过，这其中也有烂牌。

在新冠疫情蔓延的情况下，日本根据“现实主义”权力政治逻辑不仅很难处理好同邻国的关系，而且可能因防疫失策而影响自身的国内执政基础。特朗普、菅义伟都是前车之鉴。岸田的“现实主义外交”不仅无助于有效应对新冠疫情这一非传统安全威胁，还会由于增加防卫开支、加入军备竞赛而减少应对防疫和救助的资金投入，结果必将提高日本的安全成本，而且会加剧同邻国的对抗、自我恶化国际安全环境。

种种迹象显示，“安麻体制”依然保持着对岸田内阁的巨大影响，目前，日本政坛“二元权力结构”特点明显。不过，岸田时代的“二元权力结构”，与菅义伟时期既有相似，也有不同。鉴于岸田文雄在自民党内有本派系支持，这导致在“二元权力结构”中，岸田和安倍在权力分配与决策方面会产生一些分歧。对于这样的日本，我们不能有过高期待，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为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中日民间交流，促进相互了解和友好。

这次美日首脑会谈前透露出的一些动向耐人寻味，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日本还在美国的“核心小圈子”里吗？其实从深层次看，日美关系微妙变化的根源在于中美实力对比的加速演变。面对美国全方位打压，中国表现出强韧的抗压性，对日本社会产生深刻的心理冲击。一些政策精英逐渐意识到，日本应正视中国崛起的现实，不可将全部身家“押注”美国，与美国的战略绑定需要留有余地，在中美间需要适当把握平衡。

日本举办的四届奥运会，除快速提高了日本体育竞技水平外，均带来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改变了举办地乃至整个日本社会。尽管由于疫情冲击等原因，日本政府通过2020年东京奥运会一扫平成时代的低迷状态，带动日本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全面提升的目标未能充分实现。但本届东京奥运会还是部分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其影响力也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发挥作用。

安倍近来在涉华问题上的过线行为暗含以下考量：第一，在中日敏感领域“埋雷”，妄图以既成事实压缩岸田施政空间，从而争夺外交主导权。第二，占据日本“政治正确”制高点，逼岸田等人退让，彰显其政治地位。第三，以“反中爱国”为旗帜，整合、驾驭日本保守右翼势力，壮大其影响力。第四，展现其与美国“步调一致”的亲近姿态，驱使岸田低头向其“讨教”和“协助”处理日美同盟关系。由于安倍等人目前占据了日本向“联美制华”战略转型的“大势”，岸田方面的涉华立场有所倒退，消极言辞也日渐增多，但尚能守住外交底线，留有余地。

鉴于日本疫情肆虐、经济萎靡殃及政局稳定，引发了自民党党内倒戈。在菅义伟放弃竞选连任的情况下，岸田文雄当选自民党总裁。至于“岸田新政”能否给日本带来新局面，仍需观察。同时，尽管岸田当选给中日关系改善带来一定机遇，但注定曲折。

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经济安保”成为全球部分主要经济体争相拥抱的新概念或新理念，但这不仅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经济体自身经济发展，也阻碍了经济全球化、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的稳步推进。因此，在“经济安保”大框架的制约下，日本经济开放度及对外经济合作力度等势必逐渐式微，这也将削弱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