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目前面临的普遍问题是社会安全风险与经济竞争力下降，恐袭、难民与移民问题只是其表现形式。欧洲传统政治体制已无法有效应对安全、经济的两大挑战，靠换人、换政党都不行。年轻政客在竞选中讲几句包含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味道的口号恐怕也无济于事。当前欧洲之痛，源于不通。可以预料，欧洲的困境还将持续很长时间，但从长远看，欧洲一体化信心正在回升，重回正轨是迟早的事。欧洲政坛的“变嫩”现象就是这种过渡期的彩虹，终究不可持久。

冷战的结束同时也催生了当代欧洲的碎片化。越来越多的民族在寻求各自不同的诉求，这当然与“民族自决”有关，但更大的逻辑在于民族国家在面临内外危机时缺乏认同与向心力。数年一次的选举加剧了极化的政治观点，并导致了一批极端利己政客的上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已成为近年来选举政治中屡试不爽的政治操纵手段。这就是欧洲的现状。没有人为当下负责，没有人为未来负责。一个没有团结、没有凝聚力、没有担当的欧洲在此起彼伏的各种危机中向世人展示它的暮气沉沉，而西班牙只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罢了。

某种意义上，欧洲危机是由“北欧（出口国）v.s.南欧（消费国）”这种不平衡的结构导致的。欧债危机后，结构性的失衡进一步加剧。如果今后以德国为代表的出口大国能主动承担起“照顾”消费国的成本，那么，欧洲就能走出困境。假如德国能完成这种转变，那将意味着德国从经济结构上和心态上都彻底完成了从“工业化后起国家”向“地区领导者”的转变。不过要实现这种前景需要德国政治精英极强的洞察力和意志力。如若不然，那么欧元区内部的“二元结构”还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目前默克尔的问题在于，包括默克尔和她的联盟党在内的各个党派到底能在议会中获得多少席位。这直接影响到新政府的组成。而新政府的组成，将对社会公平和贫富差距这一重要问题的解决起到重要影响。尽管左翼党的激进改革纲领短期内很难得到实践，但作为德国政治的重要传统之一，各大政党往往会根据时代和选情的变化而逐渐调整自身的纲领。

目前种种迹象表明，联盟党倾向于与自民党联合执政，如还不够多数，则将吸收绿党入阁，组成“黑黄绿”联合政府，这将使政府工作更加复杂困难。另外，默克尔连任下届总理，不管和哪个政党联合执政，内外政策上难有根本性变化，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内外困境和挑战，日子将不会好过。

要让底层的穆斯林移民不仇视社会，融入社会，或者至少不要让他们投入恐怖主义怀抱，法国需要改革福利制度，而福利制度与民众早已绑定不可改；要松绑司法机构配合警察体系放手反恐，做为西方阵营核心之一的法国，又因为沉重的政治包袱难以实践。恐怖袭击发生了，大家假惺惺地纪念，过两天就忘掉了。他们的思想和运作方式是在产生和鼓动恐怖主义。人们可以说，“人权”是西方文明进步的标杆。不过，一种文明如果虚伪到如此的地步，那么人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衰落下去。

虽然德国和中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面临着欧盟内部出现的诸多乱象，德国作为欧盟的领导者，对于中国和欧盟成员国的经贸合作，充满了猜忌和焦虑。一方面，这是中欧意识形态差异导致的欧盟对华根深蒂固的偏见。另一方面，包括英国、“欧猪五国”以及中东欧国家，对中国资金和产能项目的兴趣，也让德国感到了中国在欧盟市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作为欧盟的老大，德国有了危机感。

一人一票，意味着每个选民都分到了一份政治权力，不过大部分选民不是为国家长远考虑，而是为自己求福利。所以大量选民开始将手中那“不需要尽义务的权力”给了承诺他们更多福利的政客。从此开始，法国大选就变成了福利政策的“拍卖会”。而法国要推行高福利，必然要高税收，而高税收便会导致被征收的对象逃离法国。大量的法国企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受到高额税收和雇员畸形的福利制度双重挤压，能逃则逃，不能逃则亡。可以看出，导致法国本土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大众民主下泛滥的福利。全球化只是其资本和富人逃离的外部因素。

国家和人一样，各有各的特点；即便住在了一个屋檐下，也难改经年形成的禀赋习气。一个国家要往何处发展，外界的影响因素之外，其历史也同样对其能选什么路走构成了制约。不同国家之所以愿意在一个屋檐下共存，都有各自的考虑。现在欧盟发展受挫，一体化前景难料，各成员国如何根据自己的国情、利益、倾向来和欧盟互动，对欧盟的发展前景就至关重要了。

欧盟内部成员国对英国脱欧面临两难抉择，而不同国家之间的安全防务优先不同更加剧了这一抉择的复杂性。一方面，欧盟国家希望采取强硬政策慑止其他国家步英国后尘；另一方面，从实用主义角度这些国家又不可能摒弃英国这个重要的安全防务伙伴。对于欧盟以外国家脱欧对其安全防务造成的影响不大，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加强与英国和欧盟国家的双边合作，在英国与欧盟之间找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