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欧洲是个“后发”大国，又据守大陆腹地，别说欧洲邻国，就连域外大国，也对“德国崛起”提防几分。战后欧洲一体化有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把德国的发展与欧洲的发展捆绑起来，把德国改造成欧洲和平与繁荣的内在力量。

然而，经历战后数十年的稳健打拼，德国又成了欧陆最强国。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由于欧元疲软，德国的机器、设备和汽车变得更便宜，德国产品出口因而受惠。法国经济乏善可陈，更衬托德国“中流砥柱”地位。

此外，德国也是欧洲重债国的主要“债主”和“金主”，欧洲债务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德国的参与。欧债危机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意大利总理蒙蒂、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四位领导人商议问题时，经常是默克尔独自坐于会议桌一边，法、意、西三国领导人坐在另一边，正是德国领袖地位的生动写照。

德国在危机中逆流而上，是欧洲经济分化、失衡的表现之一，也是全球经济分化、失衡的表现之一。正因如此，南欧民众认为德国的强大建立在自己“受欺负”的基础上，有南欧报纸把默克尔比作希勒特。而德国的大量贸易顺差，也在国际上招惹了不满，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多次强调德国对美贸易顺差太高。今年5月，特朗普访欧期间说了句让记者们津津乐道的大白话：“德国人坏呀，实在是坏！”

欧债危机后，媒体纷纷认为，“欧洲的德国”恐将把欧洲变成“德国的欧洲”。出于务实考虑，不少欧洲精英确也希望德国能够承担起领导欧洲的任务，带领欧盟走出困境。

要想知道“德国的欧洲”靠不靠谱，首先需要理解，为什么德国会有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而这对欧洲意味着什么。

“德国模式”源自德国独特的历史经验、文化特点、社会关系等等，涵盖很多侧面。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有两个特点：一是“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二是依赖出口。前者是德国国内经济政策的特点，后者是对外经济政策的特点，两者相辅相成。

“秩序自由主义”一词是由德国弗莱堡学派提出的，是战后德国重建依据的主要经济理念，迄今仍在德国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影响。秩序自由主义同时强调“秩序”和“自由”，即为了保障市场自由有序运行，政府要监管市场。它提倡“社会市场经济”——市场竞争之余，重视公民权利和基本的社会保障。

“秩序自由主义”具体的经济政策也颇具特色：物价稳定至上，严格控制通货膨胀；个人要承担自身风险，银行的损失不应由整个社会承担；国家不应过度干预经济，政府应该施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政府不能乱花钱、乱印钱）。因此也有人将德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倾向概括为“通缩文化”、“稳定文化”。

德国这种独特的经济理念源自其独特的历史经验。在上世纪20年代德国的通货膨胀至今仍是德国人心中噩梦。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Adam Fergusson）对这段历史曾有细致描述：鞋厂以鞋券当工资，工人可拿鞋券去面包店换面包，去肉店换肉；有个美国人拿着一张面值5元的美钞，在柏林找不到一处地方有足够马克找换；由于马克的汇率一天内浮动多次，餐牌的价钱也相应调整，以至于有时买一杯咖啡，点餐时说好5000马克，结账时就涨价至8000。正是这种惨痛经历导致德国人在经济上谨慎求稳。

“德国模式”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依赖出口。从19世纪晚期起，德国就是一个出口大国。今天我们看德国，总把德国看作西方发达国家。但德国起家之时，属于工业革命的后来者，落后于英法。和今天一些发展中国家类似，为了追赶发达国家，德国的经济建立在高储蓄、高出口的基础之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把这个传统保留了下来。现在，德国虽已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但仍以西方头号出口大国、贸易盈余大国著称。德国国内的通缩倾向（严格控制物价和工资），有助于提高德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德国模式”的影响是全欧洲性的。其一，德国很多周边国家都是德国经济区的一部分，这些国家与德国有复杂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比如说，荷兰为德国提供重要的商业服务，中东欧国家则是德国企业的投资乐土。

其二，众多欧洲国家愿意学习德国模式或与德国模式进行协调。欧洲汇率机制（ERM）在1979年创立后，法国和意大利的货币与德国的货币“同甘苦、共命运”。意大利在1992脱离ERM后，在1996年重新回到ERM的怀抱。法国在1983年也曾试图脱离ERM，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由于种种历史和经济原因，法国和意大利都认为应与德国同步，以便共同分享在国际舞台一展实力的机会。

其三，德国还通过欧洲一体化将自己的经济理念贯穿到整个欧盟。德国的稳定文化通常被认为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MU）设计的根源。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东西德合并导致德国政府开支大幅增加（财政赤字因此增加）、国内需求高涨（贸易顺差因此变逆差）。为了将财政赤字控制住以及重新实现贸易顺差，德国在当时的欧洲货币联盟谈判中主张：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应保证政府赤字和债务分别控制在GDP的3%和GDP的60%以内、通货膨胀率保证在2%以内。欧盟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将德国的这些提议制度化了，德国的通缩政策等于推广到了整个欧盟层面。欧洲央行被看作德国央行的翻版，且就坐落在德国城市法兰克福。

德国模式的“欧洲化”对德国有好处。得益于欧盟对政府开支和工资涨幅的严格控制，德国的通胀率和单位劳动成本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有力助推了其出口。德国在1993年和2002年有过两次经济衰退，但都很快走出来了。因为紧缩政策同时也抑制了国内消费，因此德国的出口远多于进口，贸易盈余迅速增加。此外还有一些与德国国情比较相像的国家，如比利时、荷兰、奥地利、丹麦等，也因加入欧元区而增加了出口。

但与此同时，德国模式的“欧洲化”某种程度上却导致了南欧国家的债务。加入欧元区之后，南欧国家无法靠货币贬值刺激出口，因此更依赖国内消费。为了维持国内消费水平，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意大利在内的南欧国家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入欧元区之后，南欧国家的国家信用提高，借债利息下降，有利于这些国家借债。

欧洲央行不敢通过加息打压南欧的高通胀（因为加息对北欧国家不利），而高通胀使得南欧国家的借债成本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北欧国家通过出口创造了大量的贸易盈余，因此北欧国家的银行也需要通过购买南欧国家的政府债券来为自己的资金找出路。就这样，在国内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南欧国家靠国内消费拉动经济的模式便被进一步强化了。

因为国内资金充足，欧元流通后的头十年，南欧国家经济增长较快。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对外部资金依赖增加、出口能力下降、以及所积累的债务，也让其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更容易受到冲击。

某种意义上，欧洲危机正是由“北欧（出口国）v.s.南欧（消费国）”这种不平衡的结构导致的。欧债危机之后，结构性的失衡反而进一步加剧。

为了获得欧盟援助，重债国纷纷施行严苛的财政紧缩政策。结果，南欧国家失业率飙升、大部分地区收入下降。而北欧国家所承担的成本较小。因为救助款主要是贷款性质，不是真正的“财政转移支付”。而且救助南欧国家也就是救助北欧国家自己的银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给希腊的救助款，三分之二以上相当于用于支付利息（这部分相当于是救助了北欧的银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流入了希腊的财政。

南欧国家也被迫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增加出口竞争力。但是，政经模式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受到很多因素制约，每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有独特性，只能某种程度上学习别人，却无法照搬。南欧国家的条件本不利于出口。除去职业培训、高端产业工人、产业体系这些不说，南欧还缺少整体性的劳资协调制度。这也就意味着，如果通过控制单位劳动成本来增加出口，那么就只有施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而紧缩太过，影响国内消费，经济就会停滞。

那么欧盟的结构性失衡是不是一定会导致欧洲走向死胡同呢？

也未必。以德国为代表的出口大国如能主动承担起“照顾”消费国的成本，那么，欧洲就能走出困境。假设德国同意财政一体化、出台欧元债券，那么德国就相当于无限地为希腊作担保，这样投资者就会恢复对希腊的信心。假设德国能够主动承担欧盟军事、安全上的开支，那么法国就可以更多地将财政收入投入到国内消费中去。当然，作为回报，德国企业可以将欧盟进一步“德国化”，把欧盟打造成为自己产业升级的广阔基地，并且使欧盟成为国际上更重要的战略力量。如果德国能完成这种转变，那么将意味着德国从经济结构上和心态上都彻底完成了从“工业化后起国家”向“地区领导者”的转变。

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共处是历史性的，其共处之道并非时时固定。遇到障碍时，经过调整，有可能会找到新的共赢之路。目前的最大阻力来自德国内政——德国民众不太可能同意“给别人掏钱”。因此，实现这种前景需要德国政治精英极强的洞察力和意志力。如果德国无法承担新形势下的历史责任，那么欧元区内部的“二元结构”还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人员，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