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想要达到他通过欧盟和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起到带头作用，首要环节是搞好法国本身的内务。关键点就是要提升经济实力。改变“经济问题德国说了算，政治问题法国拿主意”的状态。而这背后，更需要的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外来支持，而中国，现在正是扮演者这样的角色。不论对于法国来说，还是对于欧盟来说，中国都相当重要。

2018年，欧盟迎来转危为机可以说具备天时地利的客观因素。但欧洲发展受制于人和：外患减弱而内忧依然。面对新型国家崛起和世界变迁，欧盟国家人民普遍对未来较悲观。目前欧盟作为一个和平计划日益被欧洲公众所遗忘，年轻人更多地将欧盟视为市场计划、管制或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官僚机构。欧洲公众对欧洲一体化的选择性支持是难解的症结。

欧洲极右政治势力的上升成为一种泛欧现象反映了西方民主的危机。欧洲传统的主流政党治理无方，无法应对金融危机后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主流的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政策合流使得左翼政党日益失去其左翼特性，左翼政党陷入身份危机。传统的选民基础遭到削弱。部分左翼的支持者转而支持极右的政党。而且欧洲难民危机和安全危机进一步将缺乏安全感的民众推向极右政党。

在法国当前政治生态下，马克龙的当选远非“众望所归”。法国民众对新总统的忍耐度并不比其前任更高，马克龙的执政基础并不稳固，因此他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实现“重振法国”的承诺。而且现在正值法国近10年来最好的经济环境和改革时机，有成功的可能。希望他能将今年的改革魄力延续下去，迎接未来更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带来新气象。

当前欧盟凝聚力下降、跨大西洋联盟趋于松散、周边乱局未解的大环境无疑也冲击了德国的稳定，德国繁荣表象下掩盖的民意分裂甚至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严重。对于默克尔而言，如何尽快组阁，如何弥合民众分歧，如何切实承担领导欧盟的责任，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2017年的欧洲在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一体化等各方面都迎来了转机，但转机还不等于转折，欧洲未来仍面临一些严重的挑战。欧盟能不能够重整旗鼓，能不能重新焕发出生机，主要看法国与德国未来能否重新恢复“法德轴心”的作用。未来能否解决民众关心的经济问题、就业问题、恐怖袭击问题，不过这一切还是未知数。

德国组阁问题将延误中德双方提升互信、保持合作的时机，而且即便最终能成功组阁，德国下届政府的脆弱性和内向性可以想见，双方政府民间共同发力、中德合作引领中欧关系的胜景恐难再现。当然，也可以找到对中德关系未来有更乐观预期的理由：德国眼下的政治变化会进一步延伸到经济和外交政策领域，德国新政府内各派别无论怎样组合，都可以通过新一轮的政策辩论和博弈，来重新审视他们的世界观和中国观。

当一个国家无法有效管控其疆域内的“多样性”的时候，联邦制便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联邦制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又造成了新的问题。它所带来的最大困惑就是，应该向地方放权到什么程度？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地方能不能通过民主方式（如公投）而独立？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大部分国家并没有给地方以单方面合法分离的权力。不过，从地方的角度看，由于公投本身就是一个“宣誓”，既可以推动地方认同又能作为谈判筹码，所以即便明知公投不合法、不会被承认，还仍会有公投的冲动。

当前德国国内组阁形势和民意出现了变化，如果社民党继续封锁与基民盟/基社盟的组阁会谈，就不能排除社民党因逃避选民所赋予的国家责任而在重新选举时遭到惩罚。而且在“牙买加联盟”会谈结束后，社民党领导层内要求与基民盟/基社盟进行会谈的声音也日益响亮，因为在目前情况下，社民党是被求着去展开组阁谈判，因此可以提出更高的要价。既然形势已出现了前面的变化，如果舒尔茨继续拒绝组成大联合政府，很可能会遭到党内其他领导人的质疑和挑战。

重新选举无法改变德国内部政党分化和社会分化的现实，未来德国政治格局充满不确定性。在欧盟充当领导角色的德国内政不稳，不仅会导致欧洲不稳，甚至会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德国自身内政不稳，就更难在欧洲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带领欧洲走出困境，那么必然会极大削弱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力，欧洲在安全政策上会继续依附于美国和北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