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应正视欧洲社会内部普通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的深刻分裂与阶层对立，如果政治精英不能深刻理解普罗大众的切身利益与真实感受，草根阶层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的传递机制很不通畅，社会沟通机制的这些缺陷将间接助长恐怖主义在欧洲的扩散。恐怖主义阴云恐将长久盘旋，最终难以彻底消除。

由于此次事件，欧洲各国脱欧的力量会有很大上升。目前欧盟的体系下，人员自由流动，又不能共享流动的信息，根本没办法遏制恐怖分子的渗透。而且目前看来，这起事件也会转移世界对南海的关注。欧盟和法国无心无力在这一问题上追随美国，美国将迫于压力不得不把更多精力用于反恐。想真正解决少数族裔问题，法国首先要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改变，不能再追随美国。虽然道义上，反恐是每个国家的责任，但也要量力而为。第二，是要限制外来穆斯林进入法国，集中精力解决境内穆斯林的生活问题。法国必须打破一些框框。

英国脱欧对于中国，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利弊有可能转化，只要策略对头，可以趋利避害。利的一面：英国脱离欧盟会面临巨大经济压力，加上少了欧盟的条规限制，势必要与中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从欧盟角度看，英国脱出后欧盟经济总量少了，更需要中国资金的注入，也更需要中国市场的支撑。弊的一面：英国脱欧等因素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大，也给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带来一定影响。不过值得自豪的是，中国历来的做法具有务实性和远见性。中国既重视与欧盟总体的关系，又不断加强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有利于推动贯彻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眼下，欧洲麻烦不小，让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欧元区崩溃，欧洲一体化终结。在这个节点，回顾两个法国政治家德洛尔和德斯坦的一体化之路，对准确理解欧洲政治趋势有所裨益。能够看到，两位政治家推动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受到不同的阻力。这些阻力来源于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博弈，也来源于外部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正如今天欧盟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一样。可以说，“进三步、退两步”已成为欧洲一体化发展的特征，无论在哪一个阶段，一体化的助力与阻力相辅相成，只有在危急时刻，一体化进程才能在妥协中达成各方接受的方案，实现下一阶段的发展。

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在发生的政治现实是，类似全民公投这样的“民主形式”，实质上成了怀揣个人和党派私利的部分精英和民粹政治的合谋。因此利用和通过公投将英国抛入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的，显然不是1700多万选择脱欧的英国民众，而是回避政治责任、夹带政治私利的英国政治家们。西方媒体为了挽回一些公投带来的负面冲击，正试图在“民主主义者”卡梅伦和“民粹主义者”法拉齐之间进行切割，但这场公投及其结果现在看上去更像是两人密切合作的产物。这种切割除了能宣泄一些悲情外，对于英国民众和英国的未来命运而言，毫无意义。

现代英国对于欧洲的理解过多集中于经济领域，“欧洲”意味着统一的大市场，而绝不是改变、动摇、甚至替代大不列颠的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当英国人对于欧盟的经济期待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完全兑现的情况下——某些群体尤其无法直接得益于以欧盟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欧盟对英国人还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英国和欧盟的龃龉泰半来源于此，这从撒切尔到卡梅伦始终没有发生过根本性变化。

一个更加独立的英国普遍符合英国人的期待，但这不符合其他世人的期待。得到自由的同时，可能要面对更孤独的境况。在此情境下，英国的对外政策可能会更加倚重和经营英联邦。然而在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那些过去比较弱小从而不得不依靠英国的国家已经有了更多的合作伙伴。因此，脱欧的英国或许会想着依靠昔日的“朋友”来成就未竟的抱负，然而世易时移，英国的雄心与真实力量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最好的结局大概是在大西洋上，安静地享受着“小确幸”，就像冰岛。对中国经贸界而言，脱欧的英国重要性可能会随之下降，但政治关系可能得到提升。

对英国来说，这次公投并未令英国主权面临风险。相反，公投证明了英国的主权。实际上，公投涉及的问题，是英国是否将过多权力委托给了欧盟。卡梅伦的谈判，最大的收获是确认了英国不会进一步让渡其权力。我们的谈判伙伴似乎接受了这一点。既然这样，问责和有效行使权力的最佳平衡点正是目前的状态。如果退出欧盟，代价将是权力行使的有效性大大降低，而问责充其量只会略有改善。这样的代价太高了。

表面上看，大西洋两岸似乎正在发生相同的事情：持有或宣称极端立场的政治家正在被时势推上前台。但是，以极端、民粹和排外为特征的“特朗普现象”在欧洲难成主流。目前要阻止极端政治人物成为主流，欧洲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不光要求传统主流政党倾听民众诉求，缩小民主赤字，拿出可行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也要加强相互联合，为自身的生存而战已经是形势所迫。

近年来，欧盟一方面艰难地推进一体化建设，扩大和深化均取得一定进展；另一方面，欧盟在地缘战略危机、债务危机、恐怖危机和难民危机等多重危机的重压下，综合实力相对衰退，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独立一极的地位明显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