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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睿智:衰落的法国(下)
发表时间:2017-09-15 19:06 来源:国际网
要让底层的穆斯林移民不仇视社会,融入社会,或者至少不要让他们投入恐怖主义怀抱,法国需要改革福利制度,而福利制度与民众早已绑定不可改;要松绑司法机构配合警察体系放手反恐,做为西方阵营核心之一的法国,又因为沉重的政治包袱难以实践。恐怖袭击发生了,大家假惺惺地纪念,过两天就忘掉了。他们的思想和运作方式是在产生和鼓动恐怖主义。人们可以说,“人权”是西方文明进步的标杆。不过,一种文明如果虚伪到如此的地步,那么人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衰落下去。

福利的纳什均衡

01不可持续的福利

1978年法国国家债务仅728亿欧元,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1.2%。在大众民主大行其道之后,到2017年法国债务已经接近2万亿欧元,占GDP97.2%。从2013开始,法国国家预算中,偿还债务利息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政府开支,超过高等教育和国防,成为压在法国国家背上的一大重负。

债务的重负已经使国家预算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正常的、积极的金融支持,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成为零甚至负增长。另一方面,法国财政收入只有2800亿欧元,还赤字4%左右。

在生活中,如果一个人欠钱越来越多,同时他的收入还赶不上自己的花销,那么稍有常识的人都不敢借钱这个人,因为他的破产是定局。国家财政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个逻辑,法国的现状导致其金融信誉级别必然被下调,借贷利率上升,国家进入越负债、借贷利率越高、越借不到钱从而越需要借钱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严重冲击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国家破产将不再是一句空谈。

02并未缺位的反思

如果国家破产,那么所有的法国人都会遭殃,仅仅拿全球化做替罪羊试图缓解困境(全球化只是外在因素),只能是扬汤止沸。法国过载的债务,严峻的经济已经真真切切地展示在了每一个世人面前。国家如果崩溃,那么每一个选民的切身利益都将受到严重的打击。

上一篇中我们提到,法国平均每一天就要向外移民一个富豪,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顶层的避税难民潮。像LV的CEO,大鼻子影星他们,当然是走到哪里都有好日子过,但是老百姓却没有条件满世界选地方。富豪可以扬长而去,百姓却不该自暴自弃。

其实法国社会早就开始反思和否定福利制度了。《世界报》作为法国第二大日报早在2005年就以《确实在衰落》为专题报道的标题,批判法国的福利泛滥,享乐主义和极端自私主义盛行。

2010年11月17日,法国最具权威的经济类日报《回声报》力邀5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给长期低迷的法国经济问诊,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法国过高的税收和社会福利。《法国的不幸》、《高卢的幻想》等一系列反思畸形福利制度的书在这次访谈后争相问世,法国上下一片哗然。这些关于高税收和福利制度的批判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直是法国舆论的主流。

在各大主流媒体的民意调查里,超过70%的法国民众认为,那部总篇幅超过《资本论》的《劳工法》应该被改革。从2010年起,无论是右翼的《费加罗报》,还是左翼的《解放报》,甚或法共的《人道报》,都很容易看到劳工法改革的呼声。

03诡吊的大众民主

大部分民众既然已经基本达成共识,那么法国应该能够扭转这一趋势,毕竟选民拥有政治上的投票权。然而法国的大众民主却展示出了其诡吊的一面。2005年之后,法国舆论上已经支持改革了,但是一旦涉及要通过具体的改革法案,反对改革的罢工运动却比之前更加极端和激烈。

如果说媒体仅仅是真相的看门狗,那么以德维尔潘和瓦尔斯为代表的法国政治家则可以算得上是良知的守夜人。就在专题报道《确实在衰落》之后的2006年,时任法国总理德维尔潘磨刀霍霍地砍向了饱受诟病的《劳工法》,他向国会提交新的就业法案,要减少对雇主的限制,盘活经济。德维尔潘还使用法国宪法所赋予总理的权力,强制议会通过该法案,结果是法国二战以后最大规模的抗议发生了:

法国130多个城市淹没在示威的声浪中。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让2/3的高速列车和50%的地方列车“熄火”;巴黎公交公司罢工导致一半的地铁和郊区铁路停止营运;法国民航总局统计,当天巴黎两大机场1/3的航班取消;教育、税收、电力、邮政等部门都出现了接近15%的罢工率,法国全国处于半瘫痪状态。支持改革的媒体全部希声不语,不是他们不想说,而是《费加罗报》、《世界报》、《解放报》等全国大型媒体的印刷工人全部罢工了。结果不言自明,德维尔潘政治生涯就此终结,改革法案不了了之。

2016年,法国的国债国模进一步恶化探高到GDP97.2%的高位,十年内多次被孕量却未果的《劳工法》改革再度提交国会。时任总理瓦尔斯虽为左派,但在对《劳工法》的态度上,与德维尔潘有着极为相似的理念。作为一个业余拳击手,瓦尔斯在政治上斗性十足,多次利用宪法,不经过议会投票强行通过一些法案。

2016年2月18日,瓦尔斯向国会提交了劳动法改革的草案。然后就是长达半年的全国连续罢工,再次刷新着各项罢工记录。期间因为罢工造成的“油荒”,法国政府甚至被迫使用战略石油储备,这也是二战后欧洲第一次有国家不得不动用战略储备应对罢工。

奥朗德总统因为支持率创历史新低,已无缘连任,所以他开始不顾一切支持这项法案通过,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留一份遗产(他虽然竞选时到处承诺不会削减福利以获得选票,但是他和其它政客一样清楚只有改革畸形的福利制度才能让法国真正挽转颓势)。在长达半年的政府与工会间拉锯式谈判后,法国于7月份才勉强通过了大打折扣的劳工法案。大部分改革派都认为这个法案最终只是起到了象征性的作用,共和党议员娜塔莉·科修斯柯-莫里塞更直言这是一份进一步退两步的改革。

04福利的纳什均衡

民意上,法国大部分都支持改革福利制度,修正劳工法,以促进企业竞争力并最终挽救经济,但是这是站在法国全国的立场而言。站在一个特定的法国群体的角度,则最优的结果其实是改革掉其它群体福利制度,以增进社会总的收入来保证社会长治久安;同时保留自己所处群体的福利制度,以保证自己的福祉。

法国的福利跟英国不同,它并非一个相对统一并针对全面的系统,而是碎片化的存在于各个行业中千差万别的福利法则的总合。这就是为什么网上移民中介们在向客户吹嘘移民法国的好处时,大肆宣扬法国有从生到死400多种福利计划,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原因。实际上,就连法国本土的学者,都很难理清法国究竟有多少福利法则。如果用“计划”来分类,法国仅各个行业的养老计划数量就多达1500多个。

任何改革者面临这样一个碎片化系统,不可能一次性全面废除,只能一次次有针对性的执行。所以法国的罢工呈现出了与其它各国都不同的特点,先罢工再谈判。

德国,英国和美国式的罢工往往是先针对团体的福利谈判,谈不合了最后才罢工抗议。法国工会则每次一遇改革风声,哪怕不是针对自己团体的,也会加入罢工,展示自己工会的力量,以社会停摆的方式威慑改革者不要轻易拿自己的利益动刀。例如2006年的改革,就是由《首次雇佣合同法》开始的,是先拿年轻人群体的就业福利开刀,所以最早的罢工和抗议是学生,但是紧随350万青年大罢工浪潮,铁路工人等各色群体都加入了进来,最后各行各业罢工席卷全国,最终导致德维尔潘下台。

大部分人都好逸恶劳,一旦一个人适应了福利的慵懒,很难再振作起来。人在社会生活上也存在荆轮效应,生活开支水平在上升过程中会伴随着银行借贷的提升,其开销会被贷款锁定,很难随自己的收入减少缩减。同时在人的生活习惯上也存在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特点。要让法国人主动减低自己的收入,简直是如锥刺肉,如果保持收入需加倍努力的工作,他们又慵懒惯了难以振作。所以就算是理性上认识到了福利社会的千种不是,法国大众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依然会选择保持自己的那一份福利。

代表各个行业雇员利益的工会和被自己的选民附权的政客们不论从职责上,还是从理性上,都首先要为自己所代表的民众谋利益,而不是站在法国全国立场上全盘考虑。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博弈主体都是站在自身利益上而非博弈系统的整体利益上进行博弈的。如果减低主体自己的既有福利,获益的是整个系统,所有损失则主体单独承担,这是典型的损己利人。既然自己不会这么傻,也不能指望别人这么做。所以一旦政府要对福利制度开刀,所有的主体争相发难,无所不用其极的避免自身作为损己利人的角色,变成了所有参与主体极具理性的支配性策略。

综上所述,法国社会为什么会罢工频繁,每两三年就要刷新一次各行各业大举参与的全国性停摆记录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一旦遇到改革,所有的博弈主体都会在其相应的大众支持下争先加入罢工大潮,避免自己的社团成为系统利益的牺牲品。大众民主下的法国社会团体在福利这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种负和博弈的纳什均衡,让人唏嘘。

05历史的包袱

同样是大众民主的欧洲国家,为什么法国在福利的恶性循环上远胜德国和英国,其实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

古典主义者批判法国,说福利主义侵犯产权和自由,惩罚勤奋,奖励懒惰,消解个人责任,鼓励不劳而获,损害经济效率。这是老生常谈了,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法国福利泛滥为什么比英国和德国严重。法国在福利问题上比其它国家严重很多有其历史原因。

欧洲三大强国,德国和英国在二战时都是举国动员,所以国家对内部的各种团体整合能力在二战过程中被加强了。法国则不同,法国在二战时被德国占领。1940年,“国家元首”贝当(Pétain)元帅签订停战的耻辱协定之后,在维希傀儡(Vichy)政府治下的4-5年里,德国人为了便于自己的统治,对法国执行的政策是大大强化各行各业的社会团体的自治能力,以减弱法国傀儡政府对各行各业的管控;一个缺乏社会整合力的割裂的法国,是德国人最乐意见到的法国,就是中国人熟知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法国的行业协会在这个时间里呈现出了半自治的性质,法国不同行业各具特色的制度大部分是它们自身管理时各自生成的,没有统一的规划性。

二战刚结束时的法国政府实际是一个以戴高乐为首的归国流亡政权和法国本土政治势力的混合产物,本身算不上一个极具掌控力的强势政府,所以政府对削弱各个社会团体,统一福利制度的努力由于自身天然的劣势,从来就没有成功过。

法国的历史包袱和大众民主的特质纠缠在一起,是法国当下在福利政策上各方团体形成了一个可悲的博弈均衡的主要原因。由于这是一个理性的平衡,所以法国要想扭转局面,绝对不是单纯的全民对懒惰的反思(民众并非没有意识到),或者现行体制下一两次改革法案可以解决问题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法国只会在危机、衰退和滞长之间摆动。

06恶之花

2015年11月13日晚,在法国巴黎市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32人死亡。2016年7月14日深夜,尼斯市法国国庆日庆祝活动遭袭,一辆大卡车撞向正在观看巴士底日烟花表演的人群。此次袭击造成了至少84人死亡,202人受伤。

法国在不到一年时间内两次糟重大恐怖袭击,人们不禁开始担心,法国是不是进入了一个非常不安全的时期?


恐怖主义泛滥与西方白左和“圣母”的形成

01成为常态的恐怖主义

在刚刚过去的7月14日,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午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道出席在巴黎香榭里舍大街举行国庆阅兵后,下午便赶往尼斯,参加尼斯恐袭一周年纪念活动。

去年7月14日国庆,在尼斯著名的海滨大道上,发生卡车冲撞人群的恐袭事件,酿成84人死亡,近400人受伤的惨剧。凶手胡瓦杰-布哈勒后被警方击毙。人群中一位女士问马克龙:“总统先生,您能向我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吗?”马克龙郑重回答说:“我向您保证。”

不过,就现实来说,马克龙会很难兑现自己这句承诺,如果说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今天,法国的治安,大到恐怖主义袭击,小到盗窃偷抢,都呈现出了失控的状态。

单看恐怖主义袭击,欧洲已经成了公认的恐怖主义高发区,法国则是高发区中首屈一指的重灾区。在欧洲大陆,2016年法国是遭受恐怖袭击最多的国家,全年遭受了74次大大小小的恐怖袭击,是欧洲大陆其它国家遭受恐怖袭击次数总和的两倍,平均每五天就要遭受一次恐怖袭击;而被捕的参与恐怖袭击的人数,同样远高于各国,法国被捕恐怖分子多达424人,几乎等于欧洲大陆其它国家全部的被捕恐怖分子人数。

这是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现状。首先,对于恐怖袭击,欧洲大陆的极右翼媒体和政客往往将其归结为难民涌入的结果。这个解释显然苍白,因为法国是欧洲接收难民最少的国家之一,而不是最多。法国在去年的叙利亚难民潮中,只接受了2万左右的难民,同期德国接受的难民则是80万。就结果来看,法国的恐怖主义,也并非外来型恐怖主义,而是内生型。

2015年,据ICSR统计(伦敦国王学院极端化与政治暴力国际研究中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斗的已确定的4000多名西方籍战士中,法国籍战士占比30%,为所有西方国家中最高。就是说,法国实际上是西方最大的恐怖主义分子输出国。

另一种比较强的解释是,法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在西欧国家里最高,占人口的7.5%,这个穆斯林人口基数造成了恐怖主义组织更容易在法国招募袭击者。抛开这里是否有宗教和种族偏见,这个假设同样站不住脚。因为欧洲的另一个大国俄罗斯20%的人口比例都是穆斯林信徒,但是俄罗斯国内的恐怖主义袭击反而是欧洲所有大国中控制得最好的。

02福利:恐怖主义的温床

法国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福利制度。

在之前系列文章中,我们已经了解,过度的福利制度一定伴随着就业机会的缩减。法国的大量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穆斯林的年轻人由于在语言和教育上的劣势,其失业情况更加严重。

更糟的是,由于福利带来的繁重税务加在了中小企业身上,这些穆斯林年轻人甚至没法用自己擅长的手艺创业(法国本土中小企业在繁重的赋税下一半已经破产)。在中国的大城市大家都多少吃过穆斯林的特色餐饮,例如烤羊肉一类。餐饮等特色文化创业是少数裔民族求生存、站稳脚跟、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

福利政策的副产物既让年轻的穆斯林群体无法就业,同时又扼杀了他们创业的机会。大量的穆斯林年轻人只能领取极低的失业救济金。对于懒人来说,这当然可以满足。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懒惰到了只吃饱就满足的地步。这种毫无向社会上层流动希望的生活,催生了大量的对现实极度不满的穆斯林年轻人。他们成了社会底层最绝望的弱势群体。

经济上升通道的堵死为这些弱势群体的政治激进化创造了社会条件。极端恐怖组织通过互联网等各种现代信息科技手段,高效地将这类弱势群体的绝望转化成了对整个西方社会的憎恶。

03监狱:白左制造的恐怖分子“训练营”

失业以及对社会严重不满的年轻穆斯林也并非一开始就是就直接往恐怖主义分子发展的,他们往往最初仅仅是偷窃犯或者抢劫犯。法国的监狱,实际上是另一个被大众忽略的恐怖分子“训练营”。

由于失业人口一直持续增长,社会治安恶化,法国的监狱一直人满为患。高度集中了大量对社会不满分子的监狱,成了宗教极端主义者贴身“感化”并快速发展新成员的最佳“训练营”。一些原本只是犯了轻罪的年轻人,在监狱里遭宗教极端主义洗脑,出狱后不仅没有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反而从一个普通的偷窃犯升级成了威胁国家安全的恐怖分子。图卢兹连环枪击案,《查理周刊》恐怖屠杀,以及最近的教堂恐袭的AdelK,都是普通罪犯在监狱里被极端组织洗脑后,成了恐怖分子返回社会作恶的。

法国以人权为旗帜的一群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民间这个人群被称作“白左”,意味极端的白人左派),其实是这背后的始作俑者。监狱本应有的功效是惩罚和改造罪犯。左派公共知识分子却以人权为名,不断煽动舆论,胁迫政府将监狱变成了犯罪者的度假村。

2009年,法国普通监狱以保护罪犯人权的名义,居然废止了对犯人入狱时的系统搜查,犯人入狱只需要过一次安全门,防止带入枪械等物品即可,探视检查也不断放宽。这样的监狱安防导致了恐怖分子的宣扬者极易将手机一类工具的物品带入监狱,接受激进思想或者自我激进或者宣传信息。

所以,Facebook上竟然会出现法国监狱罪犯照片的主页。

再者,法国罪犯的监狱生活极为宽松。在法国众多人权公知的运作下,监狱罪犯的寝室要人均超过9平米,必须配备电视机等娱乐设备。同时监狱要提供健身房,公共活动空间。

新加坡政府引进中国大陆奖学金生的生活补贴是每月500新币,还不及法国纳税人为罪犯和恐怖分子提供的每月生活开销。法国的白左公共知识分子为罪犯的“人权”积极奔走,还为罪犯争取到了狱中高度的言论和行为自由。有传教行为的极端分子不仅不会被隔离关押,而且每天都可以在放风时间和娱乐时间大量跟普通犯人接触宣扬自己的思想。

白左的一个巨大“成就”,就是将言论自由无限扩大。警察体系对恐怖主义的宣扬者毫无办法。那些宣扬恐怖主义的人,在被警察抓进监狱后,往往在狱中一边“度假”,一边发展新的成员。最后因为他们只是宣传,并没有最终参与或谋划任何恐怖袭击,他们会被司法机构在短期监禁后一个个释放出来。

由于得不到严厉的法律制裁,所以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为此,法国的警察体系和司法机构长期有严重的冲突,每次恐袭,被指责的往往是警察,普通百姓想不到,实际上同样要为恐袭负责的,是打着“言论自由”旗号,不断将恐怖主义分子释放回社会的司法机构。2015年,法国就爆发过大规模警察在司法机构前集会抗议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04白左:西方精英不能随意打压的群体

白左的政治正确已经让很多西方民众厌恶至极,西方左派最为泛滥的法国也有很多公众意识到了问题,不过一旦涉及到“言论自由”、“言者无罪”、“犯人也有人权”等西方“价值观”,即政治正确的红线,法国的民众也毫无办法。

中国民间也对那些扭捏作态的西方左派公共知识分子极度反感。在左派公共知识分子的运作下,西方很多监狱已经变成了罪犯的天堂,一位残忍的将中国学生杀害并且分尸的变态杀人狂在监狱里过得非常舒适,并且还在监狱里通过网络征婚成功。受害中国学生的父母前往美国,看到的不是正义的伸张,而是这个变态杀人狂拒不忏悔的态度,和他被爱情滋润的监狱生活。这件事一度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巨大愤怒。

不过,让人觉得奇怪的是,西方政治精英并不糊涂,他们明明知道这些左派的行为已经严重的助长了国内犯罪与恐怖主义,却长期没有打压。

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左派的政治正确本身就是西方精英在过去近30年里一手扶植起来的,这些政治正确,是西方社会精英在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四处发动战争的其中一个重要舆论基础。

西方精英要想发动战争,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敌要保证自己的军事优势,二是对内要保证自己能动员国民支持这场战争。随着苏联在九十年代初解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军事实力上再无敌手,他们的唯一问题就成了如何得到国内的民众支持。

越战过后,在学术上以弗里德曼为首的经济学家从社会效率的角度提出了改革征兵制度为募兵制度并最终得以实施。弗里德曼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相信“钱”的力量,用“钱”购买战士的方法果然奏效,如此,战争便商业化了。

在这之前,打仗要从广大老百姓的家里征调青年男丁服役上战场,如果广大民众不愿意参战,那么战争的运行就会遇到极大的阻力(越战实际上就遇到了民间大规模反战抗议);但是改为募兵制后,只要给够钱,自然有人上战场,而百姓只需要感情上认可这场战争即可,绝大部分家庭不用担心自己的亲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所以,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一旦西方精英们需要发动一场战争,他们只需要在舆论上取得民众支持即可。一群为钱说话的知识界人士,就应此需求发明出了一套完备自洽,冠冕堂皇的人权高于主权理论。这样,只要在人权上可以指责一个国家,就有了冠冕堂皇的出兵践踏此国主权的理由。而要在人权上随意的指责一个国家,自然就需要不断的将人权“扩大化”,搞得几乎所有非西方阵营的国家都可以被指责。(常用手法之一,就是指责别国政府违背言论自由的原则,将“无罪者”关押,这也是为何西方司法界很难对恐怖主义的宣传者处以重罪的原因)

这套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有两个特性,一方面闪耀着“普适”的光辉,另一方面则是最为廉价的道德表演。

所以,另一个最具底层民间影响力的群体加入到了西方公知的行列中,这个群体就是娱乐明星。娱乐明星作为公众知名人物,要想被更多的粉丝喜爱,都需要好的自我形象。有的明星如美国的格里高利派克(《罗马假日》的男主角),中国的陈道明等,本身洁身自好,自然没有问题。如果生活中形象不佳的明星,公关公司的手段往往就是靠做慈善,对其形象进行挽回或修补。慈善是要花钱的,而且还价格不菲。白左群体的道德秀,则非常廉价,几乎零成本。

首先,指责别国限制公民“人权”就是免费的;其次,这个被指责的国家如果被西方阵营出兵颠覆了(如现在的叙利亚,克林顿时代的南联盟,小布什时代的伊拉克等),就可以站出来呼吁迎接难民,迎接难民与帮助弱势群体不同,难民的接纳必须是政府出面,纳税人买单;这就等于他们自己塑造道德的公众形象,然后由纳税人出钱。我国数位明星前阵子集体作秀要中国政府出面接纳叙利亚难民也就是这一逻辑。

所以,在白左公知发明人权高于主权论后,众多虚伪的娱乐明星开始积极加入到这些公知的行列中,疯狂地表演自己的圣母心,进一步加速与扩大了这一理论在民间底层的影响力。在西方社会两大最有舆论影响力的团体推波助澜下,最终让这套说辞成了政治上绝对正确的公理。

西方社会精英没有想到的是,这套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干涉别国事务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的理论武器,最终成了他们在恐怖主义面前沉重的政治包袱。

此时的西方社会精英如果否定恐怖主义者的众多“人权”,对外必将让他们失去对别国横加指责的权利;对内则在本国民众面前暴露他们煽动舆情发动战争的虚伪本质。西方精英与白左人士联合泡制的过度扩大范围的“人权”理论,本质是一朵看似神圣与进步的恶之花。

俄罗斯的穆斯林人口比例是欧洲各国中最高的(俄罗斯穆斯林人口占总人口20%),但却是欧洲恐怖主义控制的最好的地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俄罗斯没有此类政治包袱。

05难以治本的反恐

要让底层的穆斯林移民人口不仇视社会,融入社会,或者至少不要让他们绝望到投入恐怖主义怀抱,法国需要改革福利制度,而福利制度与大众民众早已绑定不可改(本系列前文已述);要松绑司法机构配合警察体系放手反恐,做为西方阵营核心之一的法国,又因为沉重的政治包袱难以实践。恐怖袭击发生了,大家假惺惺地纪念,过两天就忘掉了,耐心地等着下一次发生。他们的思想和运作方式是在产生和鼓动恐怖主义。

人们可以说,“人权”是西方文明进步的标杆。不过,一种文明如果虚伪到如此的地步,那么人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衰落下去。

(作者为正角评论研究员,文章转自正角评论)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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