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分化”可谓一语道破。选民诉求难以统一、民众群体间矛盾难以调和，这些才是政党政治不断整合却又不断自行消解、分离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政治碎片化的现状并非今天才出现。要想弄清它今日肆虐包括德国等一众“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的现象，政治学家们恐怕还要进一步分析它背后的形成机制和文化背景。

欧洲一体化的难点是利益基础上的认同问题。随着欧盟的不断扩大和深化，认同越来越多样化，现实的方案更多聚焦于如何平衡国家性与共同体性之间的关系。有趣的是，当前国家性和共同体性这两种貌似相反的认知都在强化，两者的合作也在加强，推动着一体化在一些领域继续深化。差异性功能合作或许是欧盟近期前行的新常态。

欧洲近年来之所以会出现经济发达地区纷纷谋求进一步自治甚至独立的趋势，与欧洲实行一体化后，中央政府的很多功能被让渡给了欧洲的超主权机构有关。同时，在当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西班牙政坛崛起的不是能够带领西班牙进行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的政党，而是比危机前更加左、更加强调政府福利与补贴的“我们能”这样的政党。所以人们实在无法期待西班牙政府在未来能更好的促进新经济发展，同时也很难相信西班牙未来的经济会发生根本性的好转。

民粹主义会影响本国政治，使原本可以推进的欧洲一体化建设被推迟。而且民粹主义的措施引起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互相猜疑，一体化无法推进。最后，民粹主义会导致政治动荡，会加剧政治对立，使政府效率低下，使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更难出台，而经济停滞才是欧洲国家社会问题频发的根源。

《费加罗报》称赞马克龙劳动法改革“势头良好”。但9月12日全国接近50万人参加反劳动法改革游行，9月21日有近200场示威，而工会和左翼团体还在号召民众继续上街抗议，反对“马克龙式社会政变”。该背景下，人们还无法对马克龙改革的前景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和他的前任相比，马克龙目前站在更好的历史时期，其改革条件也更为成熟。

默克尔总理是唯一有望成功进行联合执政谈判的人物。默克尔也很有可能被新联邦议会选举为总理，不过，这将经过漫长而又艰苦的联合执政谈判，新政府也许要到年底甚至进入新的一年时才能成立。无论如何，由同一位总理执政12年以上，这使得德国在外界看来是稳定之所，但德国国内其实也是喧嚣尘上。

欧洲目前面临的普遍问题是社会安全风险与经济竞争力下降，恐袭、难民与移民问题只是其表现形式。欧洲传统政治体制已无法有效应对安全、经济的两大挑战，靠换人、换政党都不行。年轻政客在竞选中讲几句包含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味道的口号恐怕也无济于事。当前欧洲之痛，源于不通。可以预料，欧洲的困境还将持续很长时间，但从长远看，欧洲一体化信心正在回升，重回正轨是迟早的事。欧洲政坛的“变嫩”现象就是这种过渡期的彩虹，终究不可持久。

冷战的结束同时也催生了当代欧洲的碎片化。越来越多的民族在寻求各自不同的诉求，这当然与“民族自决”有关，但更大的逻辑在于民族国家在面临内外危机时缺乏认同与向心力。数年一次的选举加剧了极化的政治观点，并导致了一批极端利己政客的上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已成为近年来选举政治中屡试不爽的政治操纵手段。这就是欧洲的现状。没有人为当下负责，没有人为未来负责。一个没有团结、没有凝聚力、没有担当的欧洲在此起彼伏的各种危机中向世人展示它的暮气沉沉，而西班牙只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罢了。

某种意义上，欧洲危机是由“北欧（出口国）v.s.南欧（消费国）”这种不平衡的结构导致的。欧债危机后，结构性的失衡进一步加剧。如果今后以德国为代表的出口大国能主动承担起“照顾”消费国的成本，那么，欧洲就能走出困境。假如德国能完成这种转变，那将意味着德国从经济结构上和心态上都彻底完成了从“工业化后起国家”向“地区领导者”的转变。不过要实现这种前景需要德国政治精英极强的洞察力和意志力。如若不然，那么欧元区内部的“二元结构”还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目前默克尔的问题在于，包括默克尔和她的联盟党在内的各个党派到底能在议会中获得多少席位。这直接影响到新政府的组成。而新政府的组成，将对社会公平和贫富差距这一重要问题的解决起到重要影响。尽管左翼党的激进改革纲领短期内很难得到实践，但作为德国政治的重要传统之一，各大政党往往会根据时代和选情的变化而逐渐调整自身的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