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叙利亚持续多年的混乱局面，德国和那些企图从中“分一杯羹”的国家一样没有应对纷繁复杂局势的长期策略。但是，从“阿拉伯之春”爆发至今，德国对叙政策延续了受内政因素、包括国内民意驱动的特点，同时努力维持“有所作为”和“克制文化”间的动态平衡。

1995年的铁路员工大罢工的胜利让时下正在进行罢工的铁路员工们信心满满。他们认为2018年和1995年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新总统刚刚任职，总理们都想大刀破斧的改革；经济在这两个时期都是复苏阶段，之前的经济低潮期的民众不满情绪会在此时有所爆发，民众的情绪容易受到感染。但是今非昔比，2018年并不一定可以复制当年的成功。法国此次是否能改革成功，就要看接下来几周发生的事情了。

西方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利己主义的分化。间谍中毒事件，给了英国、欧盟和美国发泄反俄情绪的机会。西方组团对俄进行外交围剿，一方面是在凸显西方世界具有反俄共识。另一方面，也是释放西方社会在乌克兰和叙利亚地缘政治危机上的挫折感。当然，也是西方世界对普京总统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进行的一次外交示威。然而，无论英国、美国还是欧盟，都不会将这场外交战变成持久“冷战”，只能以驱逐外交官的方式进行拉锯战了。

马克龙拥有稳定的议会多数，坚定的改革意愿与多数民意吻合，至少在本届5年任期之内不会有执政掣肘，加之经济形势好转，使之成为行动能力最强的西方大国领导人。马克龙外交特点是新形势下的戴高乐主义，特别是在美俄中三大国之间执行平衡政策，强调多边主义和捍卫全球化趋势，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作用，扩大国际回旋余地大有裨益。这是法国外交在多年沉寂之后的向传统回归的必然选择。

经过5个多月组阁危机的折腾，尽管还是在默克尔总理领导下的左右翼联合，但两党在德国新政府内部的权力平衡和合作方式都已发生变化，将给德国政治带来后患。权威受损的默克尔总理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可能会不断“制造麻烦”的社民党伙伴；德国也错失了一个巩固其在欧洲领导力的重要时机，因此很难再指望德国能像先前那样主导欧洲，更难以承担起“维系西方前途”的重任。

根据意大利的选举法，任何一方必须拿到至少40%选票，才能在参众两院掌控过半多数席次。这意味着各方要进行联合组阁谈判，形成一个执政联盟。这让反欧盟的五星运动上台执政的几率变得很小。不过，欧洲政治稳定的威胁尚未完全解除，引发五星运动这类民粹主义势力兴起的土壤在欧洲依然存在。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缺乏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会深刻地影响一个社会的道德品行。

法国对华政策一直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尽管今天，中法关系的战略环境和基础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马克龙政府的对华政策，两面性在上升。但是，中法之间合作共赢的基础仍然广泛存在，不仅在双边关系中，也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通过马克龙总统的访华，双方进一步增进了战略沟通，就务实合作和开辟新的合作领域达成广泛共识，为下一步中法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比较良好的开端。法国对华政策，应该促进积极性、减少消极性，增强合作性、减少竞争性。

现在的英国相比几年前少了几分“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锐气。此次特雷莎·梅并未在“一带一路”合作上给予更坚定、更正式的背书。英国作为有国际视野、有经验应对格局变迁、有头脑驾驭变化并从中获益的国家，打造“黄金时代”增强版、借重与中国日益密切的合作，不仅将提供英国企业更多机会、造福英国经济，更有可能为英国提供新的思路，通过伙伴关系为其建造牢固又灵活的国际支持网。中英“黄金时代”篇章刚刚开始，期待未来的中英合作不要辜负这一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

欧洲政坛以马克龙和库尔茨为代表的年轻的政治新星，可作为欧洲的新名片，他们高举改革的大旗，符合危机中选民对改革的期盼。当前德国组阁困境某种程度上可归因于：德国不少民众开始厌倦默克尔政府缺乏新意的政策，渴望变革与创新。若这次大联盟顺利组阁，默克尔将作为欧洲政坛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带领德国继续发挥其在欧洲稳定锚的作用，而邻国的这两位年轻领导人或许能够给德国政坛注入新的活力，启发德国政府在欧洲政策方面改革创新，与法国一同带领欧盟逐步摆脱多重危机的困境。

此次德国组阁过程中的种种乱象，首次将德国内部的纷争龃龉暴露于外，令人瞠目。未来德国的“领头羊”地位或需重新定义。鉴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雄心勃勃地竖起了引领欧盟大旗，未来或许德法之间会经历一次“力量再平衡”过程，德国要重新回归配合法国、携手法国的老传统，做强“德法轴心”，与法国共同推动一体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