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人口危机、文明危机、信仰危机和恐怖袭击，西方的价值观和现行制度恐怕已经丧失了解决的能力。要么对制度进行大幅度的变革或者完全扬弃，要么甘心走进历史。究竟是何种结果，2016、2017大选将会给我们答案。

自出任德国总理以来，默克尔一直秉持小步前进的执政策略，此次在难民问题上却一反常态，力排众议，坚持寻求共同的欧洲解决方案。欧盟不惜代价与土耳其达成难民交换协议，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利益妥协与平衡：首先，维护欧洲团结。其次，避免人道主义危机。第三，拯救申根协定。第四，在寻求难民危机的泛欧解决方案中，土耳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要想从源头上遏制来自中东地区的难民潮，缓和现有局势，必须切断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海上偷渡通道。默克尔积极推动欧土协议，也意味着为协议的执行后果承担责任。这一方案最终能否遏制无序涌入欧洲的难民潮，仍然存在诸多变数。只要逃亡的根源依然存在，难民潮就很难得到有效的遏制。

要想支撑欧洲的国际影响力，除了要维护欧洲持续的和平和繁荣，欧盟需要处理其当下面对的信任危机。为此，欧洲需要一场道德复兴，这一复兴不仅根植于欧洲国家共同的文化遗产，也根植于他们所共享的民主价值。这一运动必须由这样一种意识所推进：欧洲融合与民族自豪之间是相互强化的，而远不是相互排他的——这一看法的前提就是自信的民族国家，为它们各自的遗产而自豪，也为欧洲的共同遗产而骄傲。

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英国的“脱欧公投”等均给2016年的欧洲带来相当灰暗的前景，但是在这灰暗的前景中却忽隐忽现出一丝亮色，即欧洲经济复兴的亮色。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经历了欧元区债务危机，且直至2015希腊债务危机还困扰着整个欧洲的经济。然而，不少迹象显示，2016年欧洲的经济极有可能发生重大的正面变化：走出低谷、实现复兴。

难民问题现已成为欧盟的头号麻烦。形成如今的困境，主要原因有三：欧盟应对难民危机只治标不治本；欧盟缺乏统一协调的难民政策；德国难民政策摇摆不定。目前难民来源地战乱未止，无法将其遣返，已进入欧洲的难民不肯返回，而欧盟各国谁也不愿收留，自找麻烦。越聚越多的难民给欧洲社会稳定形成极大威胁。难民问题犹如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发。另外难民危机不仅已引发欧盟国家的分裂，而且促使欧洲内部历来存在的排外思潮重新抬头。欧洲的政治生态正在发生重大改变。

尽管德国官方的回应比较迅速也力求平衡，但事件无疑将对在德国社会积蓄已久的反移民、反难民情绪起到强力的刺激作用，对政府移民和难民“开放”政策的不满将公开化并扩大化，德国政府面临着民意分歧和社会撕裂的政治风险。由于德国“宽松”难民政策在欧洲的“标杆”意义，事件的发生及其政治后果还将在整个欧洲造成强烈影响。目前面临民意和社会撕裂的巨大政治风险，德国和欧洲在难民问题上已经退无可退。在现实面前，如果欧洲还能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的话，或许更严格的难民政策是最为现实的选择，尽管这曾经是德国最不愿意做出的选择。

英国是欧盟的第二大经济体，为欧盟财政作出不可或缺的贡献。英国的改革方案虽动摇了欧盟一体化大厦的根基，但确保英国留在欧盟之内已成为欧盟当务之急。不错，同意英国限制欧盟移民的福利待遇，违背了里斯本条约确定的人员自由流动基本原则。但无论在处理希腊危机，还是难民危机，欧盟都突破了条约和协议的规定和原则。再说，为减轻财政负担，英国“先斩后奏”，已经实施了削减移民福利待遇的措施，也没有掀起波澜。无怪乎，欧盟高层官员和主要成员国普遍表示对谈判“感到乐观”，认为通过相互妥协，作些适当调整，达成协议不是没有可能的。

建立起政治互信，中欧关系才能走得更稳、更长、更远。政治互信正在加深，欧洲的对华政策也在积极的调整，但加大塑造新型中欧关系还有一个过程，我们不仅要把经济合作向前推进，同时要将中国和平发展理念、负责任大国担当、积极推动全球治理能力建设等外交新理念推广开来，让欧洲对中国的看法更加全面、客观、立体，对中国的偏见、误解更少一些，政治互信更多一些。

当今时代，社会政治思潮的变化已经越来越难以把握，政治组织和政党的“成色”也越来越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左右分界线。实际上，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做大”已持续多年，而传统大党通常认为它们不过是社会极少数不满者的代表、一小撮人，然而，这种轻视正在让他们付出代价。而且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不仅是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开放社会”等深层价值观的严峻挑战，也具有地缘政治方面的微妙影响。当下欧洲政党政治是全球政治思潮的重要风向标，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变化。加之近期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拉美多国右翼势力的“回潮”，这些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现象似乎在释放一种非常重要的信号，只不过现在我们依然不太能看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