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美国加征关税的借口是欧盟对空客的补贴，但直接原因是不满美欧谈判的停滞。目前，美欧贸易谈判仍停留在削减贸易逆差的层面。而且，美欧贸易摩擦不仅是贸易逆差问题，双方在国际经济规则方面也存在分歧。不过，美欧之间的分歧相对较小，这些分歧不意味着双方会陷入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的对立。双方关系的最终走向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以及欧盟能否联合一致坚持自己的主张。

北约内部治理的成败决定其存续。而且，合理地分摊预算，并不是只有特朗普才关心，北约中有这样立场的不在少数。特朗普迫使北约其他成员更“公平”地分担集体安全成本的强硬立场，客观上成为迫使北约在21世纪的现有条件下进一步转型。一旦北约内部责任厘清，新北约可能会成为跨大西洋地区的新的安全和战略秩序的代表，甚至成为西方探索未来世界秩序的一种模式。

中欧关系1.0阶段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欧关系也进入2.0阶段，欧盟已经不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待了。现在正进入的中欧关系3.0阶段，欧洲把中国作为超级大国，某种程度上还视中国为“对手”。这是中欧关系本身的变化，是世界的变化，还是欧盟竞争力下降带来焦虑？实际上，指责中国，不能根本上解决欧洲的问题。中国正向高标准靠拢，也是学习欧洲，但欲速则不达。

全国大辩论并不能根治“法国病”，却是马克龙的“缓兵之计”。大辩论最后很可能因为缺乏聚焦而将决定权重新交回马克龙手中。可以说，大辩论本身治标不治本、换汤不换药。但马克龙需要通过大辩论来改变节奏，为欧洲议会选举囤积人气。值得关注的是，倘若马克龙在4月无法给出民众想要的结果，那么法国人民将会如何回应？是理性应对还是诉诸极端？还有待观察。

近期，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建立“国家参与机制”。其指出，应加强对工业企业的干预力度、做强“龙头企业”、保持闭环工业增值链，全面增强德国工业竞争力。这意味着，未来德国政府或将动用更多国家力量应对外部竞争。近段时间，德国逐步收紧了外资审查，提高了外资参与德国敏感项目建设的标准。这也使中国企业未来在德国的投资、经营面临更为严苛的政策和法律环境。

脱欧公投、悬置议会、政党斗争以及脱欧的压力，多重因素之下，英国政治存在的各种弱点集中爆发出来。这是最糟糕的时刻，也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脱欧的僵局已经让英国议会陷入了“死机”的状态，只有通过重启，才可能快刀斩乱麻。特蕾莎·梅最后的杀手锏可能就是痛下决心，按下重启键，结束自己痛苦的首相任期，至于说能不能带来一个新的开始，也还是未知。

面对脱欧变拖欧的闹剧，梅首相既难让议会同意脱欧协议，也无法取信失去耐心的欧盟。而且，议会里好斗的议员们，依然会集中火力攻击她。今后，无论脱欧如何拖，不管梅首相是否下台，英国脱欧注定成了闹剧。欧盟，这个乏味的观众还要继续审美疲劳下去。

欧盟应该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谋求在一个他们可能认为对己方相对有利的机遇窗口——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时期——打一张“反常牌”，不仅把此前多年积累的矛盾加以解决，同时也在即将到来的中国高层访欧议程中平添一定的优势。从这个角度讲，这份报告倒确实有几分“敲竹杠”的意味。

在脱欧延期问题上，欧盟掌握着主动权，延不延，延多久，其中都有不少讲究。欧盟希望英国若延期，可以更长些，最好有更多时间逆转英国民意，改变脱欧方向，首选放弃脱欧，或者举行二次公投，或者以留在单一市场等更软的方式“脱欧”，这样更符合欧盟长远利益。

为了阻止其他国家也“退欧”的内部挑战，为了对付其他国家诸如美国的“优先”的外部挑战，欧盟的维护者和革新者拿出的方式是“欧洲优先”。中国实际上已经感到了欧洲的保护主义。“欧洲优先”将影响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以及将要去欧洲的投资，会受到“欧洲优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