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德国国内组阁形势和民意出现了变化，如果社民党继续封锁与基民盟/基社盟的组阁会谈，就不能排除社民党因逃避选民所赋予的国家责任而在重新选举时遭到惩罚。而且在“牙买加联盟”会谈结束后，社民党领导层内要求与基民盟/基社盟进行会谈的声音也日益响亮，因为在目前情况下，社民党是被求着去展开组阁谈判，因此可以提出更高的要价。既然形势已出现了前面的变化，如果舒尔茨继续拒绝组成大联合政府，很可能会遭到党内其他领导人的质疑和挑战。

重新选举无法改变德国内部政党分化和社会分化的现实，未来德国政治格局充满不确定性。在欧盟充当领导角色的德国内政不稳，不仅会导致欧洲不稳，甚至会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德国自身内政不稳，就更难在欧洲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带领欧洲走出困境，那么必然会极大削弱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力，欧洲在安全政策上会继续依附于美国和北约。

“德国社会分化”可谓一语道破。选民诉求难以统一、民众群体间矛盾难以调和，这些才是政党政治不断整合却又不断自行消解、分离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政治碎片化的现状并非今天才出现。要想弄清它今日肆虐包括德国等一众“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的现象，政治学家们恐怕还要进一步分析它背后的形成机制和文化背景。

欧洲一体化的难点是利益基础上的认同问题。随着欧盟的不断扩大和深化，认同越来越多样化，现实的方案更多聚焦于如何平衡国家性与共同体性之间的关系。有趣的是，当前国家性和共同体性这两种貌似相反的认知都在强化，两者的合作也在加强，推动着一体化在一些领域继续深化。差异性功能合作或许是欧盟近期前行的新常态。

欧洲近年来之所以会出现经济发达地区纷纷谋求进一步自治甚至独立的趋势，与欧洲实行一体化后，中央政府的很多功能被让渡给了欧洲的超主权机构有关。同时，在当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西班牙政坛崛起的不是能够带领西班牙进行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的政党，而是比危机前更加左、更加强调政府福利与补贴的“我们能”这样的政党。所以人们实在无法期待西班牙政府在未来能更好的促进新经济发展，同时也很难相信西班牙未来的经济会发生根本性的好转。

民粹主义会影响本国政治，使原本可以推进的欧洲一体化建设被推迟。而且民粹主义的措施引起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互相猜疑，一体化无法推进。最后，民粹主义会导致政治动荡，会加剧政治对立，使政府效率低下，使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更难出台，而经济停滞才是欧洲国家社会问题频发的根源。

《费加罗报》称赞马克龙劳动法改革“势头良好”。但9月12日全国接近50万人参加反劳动法改革游行，9月21日有近200场示威，而工会和左翼团体还在号召民众继续上街抗议，反对“马克龙式社会政变”。该背景下，人们还无法对马克龙改革的前景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和他的前任相比，马克龙目前站在更好的历史时期，其改革条件也更为成熟。

默克尔总理是唯一有望成功进行联合执政谈判的人物。默克尔也很有可能被新联邦议会选举为总理，不过，这将经过漫长而又艰苦的联合执政谈判，新政府也许要到年底甚至进入新的一年时才能成立。无论如何，由同一位总理执政12年以上，这使得德国在外界看来是稳定之所，但德国国内其实也是喧嚣尘上。

欧洲目前面临的普遍问题是社会安全风险与经济竞争力下降，恐袭、难民与移民问题只是其表现形式。欧洲传统政治体制已无法有效应对安全、经济的两大挑战，靠换人、换政党都不行。年轻政客在竞选中讲几句包含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味道的口号恐怕也无济于事。当前欧洲之痛，源于不通。可以预料，欧洲的困境还将持续很长时间，但从长远看，欧洲一体化信心正在回升，重回正轨是迟早的事。欧洲政坛的“变嫩”现象就是这种过渡期的彩虹，终究不可持久。

冷战的结束同时也催生了当代欧洲的碎片化。越来越多的民族在寻求各自不同的诉求，这当然与“民族自决”有关，但更大的逻辑在于民族国家在面临内外危机时缺乏认同与向心力。数年一次的选举加剧了极化的政治观点，并导致了一批极端利己政客的上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已成为近年来选举政治中屡试不爽的政治操纵手段。这就是欧洲的现状。没有人为当下负责，没有人为未来负责。一个没有团结、没有凝聚力、没有担当的欧洲在此起彼伏的各种危机中向世人展示它的暮气沉沉，而西班牙只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