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行对马克龙政府来说最大的成果将来自法国民众的正面回应，在撬动欧洲改革上预计成效甚微。马克龙此行引发各方关注，特朗普也在公开场合对其表达了“喜爱”。对于向来看重法国国际形象的法国人来说，这是共和国荣耀的体现。而从欧洲层面来看，他并未获得特朗普关于欧洲核心关切的确切承诺。同时鉴于欧洲内部利益诉求的异质性，马克龙也难以真正意义上成为欧洲利益的代言人，达成与美国之间的具体协议。

近年来历经风雨的欧盟确实需要一场改革，步调不一的“多速欧洲”已成为现实，但要将不同步调统一在“一体化方向”之下却着实要费一番脑筋。不过马克龙改革的目标实际上又增添了新的南北矛盾。而且如果南北欧之间的矛盾还可以用钱来解决的话，东西欧之间的观念和政治分歧就更是横亘在欧盟改革面前的巨大障碍。一个更快的欧元区将以一个更小的欧盟为代价，这或许是其他国家在面对法国开出的“改革猛药”面前保持谨慎的另一层更深切的原因。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福利的削减几乎成为难以避免的趋势，如何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将成为一道越来越难解的题。而且，德国不仅需要面对国内现有福利制度存在的具体问题，还必须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和政治体面对诸如福利目标和国家职能这样的根本性反思和拷问。在这样的“内忧”与“外患”之下，老牌福利国家德国不仅需要切实具体的改良和改革措施，还需要在制度层面进行思考和探索，为一场更为深刻的福利制度变革做出准备。

面对叙利亚持续多年的混乱局面，德国和那些企图从中“分一杯羹”的国家一样没有应对纷繁复杂局势的长期策略。但是，从“阿拉伯之春”爆发至今，德国对叙政策延续了受内政因素、包括国内民意驱动的特点，同时努力维持“有所作为”和“克制文化”间的动态平衡。

1995年的铁路员工大罢工的胜利让时下正在进行罢工的铁路员工们信心满满。他们认为2018年和1995年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新总统刚刚任职，总理们都想大刀破斧的改革；经济在这两个时期都是复苏阶段，之前的经济低潮期的民众不满情绪会在此时有所爆发，民众的情绪容易受到感染。但是今非昔比，2018年并不一定可以复制当年的成功。法国此次是否能改革成功，就要看接下来几周发生的事情了。

西方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利己主义的分化。间谍中毒事件，给了英国、欧盟和美国发泄反俄情绪的机会。西方组团对俄进行外交围剿，一方面是在凸显西方世界具有反俄共识。另一方面，也是释放西方社会在乌克兰和叙利亚地缘政治危机上的挫折感。当然，也是西方世界对普京总统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进行的一次外交示威。然而，无论英国、美国还是欧盟，都不会将这场外交战变成持久“冷战”，只能以驱逐外交官的方式进行拉锯战了。

马克龙拥有稳定的议会多数，坚定的改革意愿与多数民意吻合，至少在本届5年任期之内不会有执政掣肘，加之经济形势好转，使之成为行动能力最强的西方大国领导人。马克龙外交特点是新形势下的戴高乐主义，特别是在美俄中三大国之间执行平衡政策，强调多边主义和捍卫全球化趋势，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作用，扩大国际回旋余地大有裨益。这是法国外交在多年沉寂之后的向传统回归的必然选择。

经过5个多月组阁危机的折腾，尽管还是在默克尔总理领导下的左右翼联合，但两党在德国新政府内部的权力平衡和合作方式都已发生变化，将给德国政治带来后患。权威受损的默克尔总理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可能会不断“制造麻烦”的社民党伙伴；德国也错失了一个巩固其在欧洲领导力的重要时机，因此很难再指望德国能像先前那样主导欧洲，更难以承担起“维系西方前途”的重任。

根据意大利的选举法，任何一方必须拿到至少40%选票，才能在参众两院掌控过半多数席次。这意味着各方要进行联合组阁谈判，形成一个执政联盟。这让反欧盟的五星运动上台执政的几率变得很小。不过，欧洲政治稳定的威胁尚未完全解除，引发五星运动这类民粹主义势力兴起的土壤在欧洲依然存在。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缺乏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会深刻地影响一个社会的道德品行。

法国对华政策一直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尽管今天，中法关系的战略环境和基础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马克龙政府的对华政策，两面性在上升。但是，中法之间合作共赢的基础仍然广泛存在，不仅在双边关系中，也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通过马克龙总统的访华，双方进一步增进了战略沟通，就务实合作和开辟新的合作领域达成广泛共识，为下一步中法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比较良好的开端。法国对华政策，应该促进积极性、减少消极性，增强合作性、减少竞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