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国一次次伤害，欧洲一些人希望忍到“后特朗普时代”，但也出现许多面向未来思考欧美关系的积极声音。当前世界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革，西方统治世界的时代无法延续，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国际力量合作共赢，这也许就代表了欧洲更理性的声音，代表了世界更健康的未来。

除了经济因素的考量外，欧洲选择支持土耳其还考虑到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欧洲可以通过支持土耳其，加大在叙利亚等中东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彰显欧洲在中东问题上的决策力。第二，通过参与中东国家的经济治理，欧洲可以应对由“美国优先”政策引发的全球性的负面效应。从此次欧洲对土耳其的支持来看，美欧分歧正在加大。

当前，欧盟内外面临的多方面挑战，与其内部的团结和一体化进程前景是相互联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而即便是法国这样的欧盟旗手和领头国家，仍然在欧盟内外政策上为自己盘算，更毋用观察匈牙利、波兰、意大利等高举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旗帜的国家了，利己主义将在今后成为欧盟应对危机、谋求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美国优先”政策要成功实施，离不开北约盟友的合作和辅助。而且德国有关“特朗普将德国视为敌人”的担心也是多余的。美国人知道这一点，特朗普也了解这一点。正因如此，特朗普并没有将德国视为“敌人”，因为他对德国提出的一个重要要求是德国应该提高国防开支。如果特朗普将德国视为“敌人”，他会要求德国限制国防开支。

欧美同盟关系的变化还关乎政治价值、规则和道义。美国一再以粗暴的单边主义方式打破既有规则、动摇既有格局，也正从根本上撼动欧盟赖以建构和继续成长的多边体系，这更触及到欧盟的生存和发展底线。今后美欧盟友关系的变化或许正是推动多极化格局逐渐成型的脚本之一。

对欧洲而言，最大的挑战是能否接受“后美国时代”这样一个事实。而且欧洲的痛苦在于，面对这么一个历史悠久、体量庞大的传统盟友，是否应该选择性地“分手”，又如何“分手”不伤感情？“大西洋主义者”和“后大西洋主义者”都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欧洲应当离开或者不应当离开美国。对于跨大西洋关系而言，这一次辩论可能是最认真的一次。

此次英国内阁的戏剧性去职、换职事件，既不是什么“一盘大棋”，但也不是英国行将败落的征兆。它只是英国政治缓慢衰朽的一段小插曲。同时，对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的脱欧事务而言，频繁的内阁更迭当然会增加英国方面的不确定性，而这不仅将影响未来的谈判效率，同时也或将拱手把更多筹码奉送到欧盟一方的手中。

作为西方世界坚定的全球化坚持者，默克尔既不会大规模遣返难民，也不会将难民阻止于欧盟之外。但是，默克尔需要权力和时间，以协调欧盟内部分歧，达成统一的欧盟难民政策，逐步消化难民危机。

尽管一部分欧洲人对特朗普和美国政策仍抱有幻想，而且在诸多分歧上寻求妥协，但欧洲寻求战略自主不仅有在北约峰会前夕对特朗普施加影响的短期考虑，也是其对大国政治纷争加剧、欧盟战略环境退化做出的长期反应。尽管在美国的挤压、俄罗斯的“威胁”和内部分化因素的干扰下，欧洲战略自主建设注定将曲折坎坷，不过已很难再走回头路了。

欧盟决策采用有效多数表决机制，少数成员国没有能力阻止政策的通过，但由于欧盟没有严格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成员国在权衡利弊、认为执行成本大于收益时，宁可接受惩罚也拒不执行难民配额制。为领导欧盟有效应对难民危机，对德国而言：首先，减少欧盟其他成员国对其欧盟领导力的警惕，特别是对“德国的欧洲”的担忧。其次，强化法德合作。再次，寻找潜在的“志愿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