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德国联邦检察机构部署数千名警察，对所谓“帝国公民”团体展开突击行动，逮捕了25名嫌疑人。在搜捕行动中发现了超过90种武器及一份列出18名政客和记者的刺杀“黑名单”，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社民党主席艾斯肯、基民盟主席梅尔茨等政要均在其中。

何为“帝国公民”

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经历了大规模社会运动，对纳粹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再无战争”与“再无奥斯维辛”成为战后德国的政治文化特征，德国也形成具有高度政治参与的“公民社会”。尽管如此，对二战历史遗毒的肃清仍不彻底，一些极右翼恐怖团体仍在暗中活动，“帝国公民”便是其中之一。“帝国公民”成立于1980年代，当时成员主要为中老年白人男子，以小团体形式进行秘密活动。随着近年欧洲反移民运动兴起，“帝国公民”借助网络传播趋于活跃，成员数量激增，至2022年人数超过2万。

“帝国公民”以阴谋论为集体叙事，信奉纳粹主义、反犹主义等极右翼思想，不承认现有国家制度，试图暴力夺权。在“帝国公民”内部，存在不同的政治主张，有人想恢复一战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有人想恢复二战时的纳粹德国。大多数“帝国公民”成员深度排斥现有德国政体，拒绝交税，试图暴力袭击议会、颠覆政府。被成员称为“亨利十三世亲王”的原皇室成员罗伊斯亲王是该组织头目，他宣称二战后的历届德国政府均为“非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非主权国家，而是“深层政府”（Deep State）的傀儡，受控于俄罗斯和美国的军情部门。

“帝国公民”成员并非均为经济窘困、无正当职业的极右翼民粹主义者。调查发现，“帝国公民”成员不仅渗入德国政府机构，还有来自社会中层的医生、企业家和法官。此次被逮捕的重磅人物罗伊斯亲王曾是成功的房地产商，选择党前议员马尔萨克-温克曼直到案发前仍是柏林地方法院法官。联邦检察机构在对德国陆军特种部队司令部展开调查时也发现，一名中校与数十名退伍军人与“帝国公民”有染，反间谍机构“联邦军事情报局”也遭“帝国公民”渗透。据德国内政部统计，2018至2021年，在与极右翼活动相关的300多人中，有138人在联邦政府机构工作，189人在联邦州部门工作。

不仅是极右翼

“帝国公民”的意识形态是极右翼思想与阴谋论的混合体。前几年难民危机期间，欧洲反移民浪潮此起彼伏，“爱国欧洲人反对欧洲伊斯兰化”（PEGIDA）运动盛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借机崛起，吸引了大量对默克尔政府难民政策不满的选民，2017年凭借近13%的选票进入联邦议会。选择党成为议会党后，未与仇外、反犹太主义、民族主义等极右翼势力划清界限。该党图林根州党主席霍克虽已被联邦宪法局认定为极右翼分子进行监控，但仍活跃在党内。部分选择党成员甚至加入更为极端化和暴力化的团体，“帝国公民”头目罗伊斯亲王与选项党州议员特鲁姆往来密切。

极右翼分子、“帝国公民”与“横向思维者（querdenker)”势力混合，对德国现体制构成冲击力。2020年8月，反对联邦政府防疫措施的示威者冲击国会大厦，其中就包括“帝国公民”与“横向思维者”成员，后者总是将既有政策视为“阴谋”，但其自身并无明确的政治主张，却经常与极端主义分子共事，以维护“个人自由”为名，将任何暂时限制自由的措施都视作对公民权利的亵渎，对现行制度与政策极度不信任。

折射的社会问题

“帝国公民”等极右势力的复兴反映出德国内部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是东西两德差别犹存。二战后，联邦德国阿登纳政府没有立即将前纳粹分子从其情报和执法机构中彻底清除，政界也似乎刻意遗忘过往，在美国“马歇尔计划”援助下专注于战后重建。直至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与和平运动兴起，西德社会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反思。然而，冷战时期的东德并未出现这种社会运动。两德统一后，东德民众在方方面面都要接受西德模式，普遍陷入“二等公民”的失落感。两德统一30年后，德国东西部民众在政治认同上的裂痕仍未完全弥合。东部新联邦州居民的政治满意度往往低于西部老联邦州。2022年7月，东部联邦州对联邦政府的不满意度达到72%，远高于西部的54%。因此，东部联邦州的“抗议型选民”更容易被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或者“帝国公民”这样的极右翼组织所吸引，将自身困境归咎于现有政治制度的失灵。2019年罗伊斯亲王在苏黎世数字峰会发表演说时，谈到生活在“卡夫卡式民主条件”下人民的“不幸”，声称德国人民在其家族统治下曾经享受过幸福。实际上，罗伊斯家族在一战结束后就已丧失贵族权力，在东德的土地与财产也被苏联没收。

二是多重危机的叠加作用。近些年德国吸收难民的速度与难民融合的速度成反比，加剧了政治和社会冲突。德国极右翼组织通常以反移民、反伊斯兰作为政策包装。“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默克尔政府在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政策之间选择了前者，开放性的移民政策导致大批中东难民涌入德国。2022年德国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口超过四分之一。虽然难民和移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短缺现象，但也带来融合难题。移民与德国人的宗教、文化、语言差异不仅催生了“二元社会”，也为极端主义、排外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温床。2022年，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的叠加作用触发了德国高通胀与能源危机，为极右翼组织的壮大推波助澜，一些德国人继续右转，由“防御性民族主义者”变为“进攻性民族主义者”，极右翼组织还吸纳了很多否定防疫政策的阴谋论者。

三是官僚体系的失察。此次“帝国公民”事件反映出反对德国政体和宪法的人已经渗入国家权力机构。然而，德国解雇公务员的门槛较高。比如，选择党前议员温克曼曾因种族主义言论被迫辞去联邦议员职务，但事后柏林法院仍允许她继续担任地方法官。柏林法院事后虽向联邦宪法保护局就温克曼的情况展开摸底问询，但亦无法因温克曼的言论而将其辞退，因为德国《基本法》保护政客在议会的发言权。此外，德国联邦国防军的特种部队也被发现有“帝国公民”成员渗入，不免令人怀疑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时代转折”的严肃性是否存在纰漏：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德国调整政策，致力于加强国防军建设和国防资源投入，该过程是否伴随着有效的政治动员，如何防止军事资源不流入极右翼团体，恐怕是需要德国政府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认真回答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德国洪堡学者，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