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需要采用更为灵活、务实的态度来帮助东南亚国家走出纠结。一方面，要在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联系中超越顺差-逆差的狭隘观念。要让东南亚国家切实获得经济收益。为了避免“海丝”加剧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竞争，中国应该充分考虑到国内各经济区域与东盟各国的产业落差，构筑从上到下的产业链以促成合作共赢。另一方面，中国在当地开展大规模基建时，也应充分考虑所在国的利益诉求，为了避免引起一些主要族群的过度敏感，甚至还应与所在国的华人阶层保持适当的距离。此外，在国际政治“丛林”中，要构建所谓的“命运共同体”，不能空谈超越国家的“天下观”与超越民族的“仁义观”理想；或许只有更深入地参与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机制构建，中国才可能避开那种经济合作升温而安全摩擦加剧的“大国崛起陷阱”。

“海上丝绸之路”是共建和开放的平台，而亚细安是新“丝路”的起点和重点，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覆盖各个领域的系统工程，因此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应该首先推进有牢固的合作基础条件和地区迫切需求重点领域合作，依托油气化工、现代海洋渔业、特色旅游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实体产业支撑，为倡议实施找准突破口。

中国和东盟国家山水相连，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政府一再声明，南海问题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中方也反对个别国家图谋利用南海问题破坏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大局。实际上，中国与东盟之间可以谈的话题有很多，面对机遇，双方应珍惜。南海争议本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分歧，不能任其搅了大局。过多牵绊于南海争议，其结果是菲律宾得逞，东盟吃亏。东盟需要保持清醒，从长远计，做出正确的战略决断，在东盟内部发挥应有作用，抵制个别国家裹挟、绑架东盟的企图，维护东盟自身的宗旨、原则与发展方向，维护中国与东盟间的互信与良好合作关系的大局。

李光耀所建的新加坡模式，不仅关乎李光耀本人，也不仅关乎新加坡本身，而是关乎不同社会所需要追求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选择和创新。通常人们可以把东亚模式总结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但促成日本和东亚成功的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其不同于西方和其它地区的政治制度，即一种和民主选举相结合的贤能制度（meritocracy）。具体而言，首先建立权威主义政权，然后实现高速经济发展。等社会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政府再进行社会制度建设。社会制度建设和中产阶级的存在，又为和平的政治开放和民主化创造了条件。

新加坡模式重要特质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保障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扩大社会自由；二是，集中国家权力，实现战略性发展。保障人民权利、扩大社会自由，给了新加坡人民以巨大的激励，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给予社会发展以强大的内在动力。而集中国家权力，一方面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提高了发展的集约性，提高了建设的效率。新加坡模式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找到了一套适合在由西方大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已经形成，经济全球化已经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时代，后发国家如何既能调动社会内在动力与活力实现发展，又能避免社会因发展而引发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基本秩序。

李光耀的成功得益于天时、地利和人和，但现在新加坡的诸方面，都遭遇到区域内其他国家（城市）的挑战。作为缺少纵深战略空间的新加坡，要维持本国的富国地位和全球影响力，需在后李光耀时代面对痛苦的转型。一方面，谨言慎行，多边参与，而又立场中庸，也许是新加坡作为亚太乃至印太区域地缘政治平衡基点的唯一选择。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的主动改革是否契合反对党和民意的期望，值得未来关注。一个人可以影响一个时代，但一个人不可能让自己的国家一直遮蔽在自己的影子里。

政治共同体下，亚细安为其成员国寻求国内和解既提供了原则性指导，又给出了不少值得借鉴和采用的行动举措。但相关成员国的国内和解还面临着不小挑战，而亚细安政治共同体建设也因此不得不陷入尴尬境地。强硬可能会使国内的不和谐之声消失，但也可能令不和谐之声更为嘹亮。搁置“和解”政策、奉行强硬不应是上上之选，也不可能使国内和解面临的难题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政治共同体建设的压力渐趋增大，而相关的挑战却在此时此刻变得愈加显著。那么有一项课题摆在亚细安及其成员国面前，那就是如何在政治共同体下寻得国内和解之路。这既考验着缅甸等国领导人与人民的智慧和耐心，又深刻地影响着亚细安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