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美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欧盟等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将建设“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部分美西方媒体把它称为“现代香料之路”，并将其视作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竞争的战略布局。但从现有披露信息来看，无论是资源还是国家间协调，IMEC成形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美国以自身为中心的发展合作模式。

美国从不掩饰其经济发展倡议背后的反华色彩。就在8月，拜登在演讲中将“一带一路”称为“收紧的债务陷阱”。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全球性危机频发、多个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经济结构脆弱的当下，美国在国际领域的切实投入有助于减少环境赤字，调动印度等国参与全球治理。如果IMEC付诸行动而非空谈，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积极意义。

当前美、印等国推动IMEC具有几大优势。第一，美欧等传统强国在中东等地有一定的政治合作基础和制度积累。第二，美国在高科技领域拥有技术优势和吸引力。第三，IMEC吸引了印度、沙特等战略地位重要、有意向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强国加入。美国及其盟伴可能利用上述优势推广所谓的“高标准”，激化中美发展领域竞争。

但与此同时，IMEC也面临几方面的不确定性。

第一，美国选举政治对IMEC的连续性形成挑战。即将到来的2024年总统大选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现任总统拜登并未对特朗普、德桑蒂斯等潜在竞争对手形成明显优势。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的特朗普在2017年上任初期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PP），随后对国际发展类多边机制态度也比较消极，例如多次缺席东盟峰会。即使特朗普未能参加大选，一旦持类似右翼民粹主义立场的总统竞选人上台，IMEC的合作框架可能产生较大变数。

第二，IMEC的高成本可能影响其落实。备忘录和美方舆论宣传中并未提及IMEF的实际成本。当前美国政府债务突破32万亿美元，其中一年之内到期的债务超过7万亿美元，今年10月1日还存在政府关闭风险。债务压力限制了对美国政府在发展领域的支出。此外，美国在乌克兰等其他议题上的财政开支也将对IMEC相关基建项目形成限制。

再者，拜登政府的IMEC规划包括不少清洁能源等带有民主党色彩的项目，而当前共和党掌握预算制定权，两党斗争对美国海外开发计划形成限制。理论上美国可依赖印度等盟国分担开支，但该走廊对于印度海外贸易的便利化作用不明显，可能导致印度积极性不高；而沙特等国的经济收益则依赖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互联互通，实现难度较大。因此，一旦各国开始落实基建项目，相当一部分成本很可能仍需要美国承担，这对拜登政府而言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第三，美国难以调动其他IMEC成员。首先，拜登政府擅长“小多边”治理合作，但在主导大范围国际框架时往往难以取得实质进展。以“印太经济框架”（IPEF）为例，尽管IPEF谈判推进较快，但其谈判却不涉及美国市场开放等重点合作领域，因此实质效果并不显著。未来的IMEC可能也面临类似的谈判困境，美国必须在谈判进展和实质成果之间取舍。其次，IMEC高度依赖一些关键枢纽国家的协同配合，尤其是以色列、中东阿拉伯国家、印度等政治文化和利益诉求各异的国家相互配合，这对作为框架领导者的美国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最后，IMEC对于一些沿线非成员国，例如伊朗的政策差异较大，这将对基建项目落实，以及IMEC向周边辐射形成阻碍。

究其根本，诸如IMEC的框架是为美国推广其“高标准”、巩固其“全球领导力”服务的，一方面是对中国等框架外国家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对框架内其他成员的规化和绑架。这与其他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存在明显差异，甚至会对其主权造成损害。此外，以美国为中心的框架容易受到美国政治影响，导致美国主导的经济合作往往难以持续。

综上所述，IMEC的成败关键在于美国。为了落实IMEC，美国一方面需要实际投入，一方面也需要广泛的国际参与和支持。这就要求美国放下美国中心主义和大国对抗思维，真正倡导开放、包容、多元的国际发展合作。如果美国停留在与“一带一路”对抗的思维窠臼中，该框架就难以落实，也无法真正惠及沿线国家。如果美国能够切实尊重IMEC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诉求，那么IMEC与“一带一路”也将在良性竞争中互促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