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南亚地区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局势均呈现“冰火两重天”景象，印度经济表现“一枝独秀”，且政局平稳，而南亚中小国家均陷发展困境，政局普遍陷入动荡。与此同时，印度亲美疏华更加明显，相应地美国不断加大对南亚介入力度，持续加大对印战略拉拢，对地区中小国家诱压不绝。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屡屡让外界唱衰中国经济，同时也让美西方及印度精英认为印度将迎来经济繁荣增长、替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绝佳时机。但在莫迪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阿文德·苏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印度高级驻地代表乔希·费尔曼（Josh Felman）眼中，印度存在投资风险太大、政策内在导向性过强，及宏观经济失衡严重这“三座大山”，严重阻碍着跨国企业的投资意愿，与发达国家、东盟国家及中国相比，工业能力薄弱且“软件缺陷”明显的印度优势并不突出。作者认为，印度能否成为下一个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力量或地缘政治的问题，更需要印度自身做出重大的政策转变。

中印同为人口规模超大的发展中大国，都面临国内发展优先和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加强对话交流，促进两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合作，可为中印关系发展提供新动力。而且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发展中国家携手开辟现代化新模式，两者相辅相存、相互促进，如何与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构建起这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进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值得我们深思深虑、久久见功的重要议题。

印度参加上合组织可获取多重益处，更重要的是在乌克兰危机及美印关系不断演变的背景下，印度坚持其所声称的独立自主外交传统展现其追求大国地位的雄心。然而，如何增强印度在上合组织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尤其是以超越国别的视角积极推动该组织在区域治理、安全合作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是对莫迪政府外交智慧与执政能力的巨大考验。

对标榜“印度制造”的莫迪政府而言，苹果公司入场深耕印度市场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首先，这将进一步带动印度手机制造业产业链集群发展。其次，苹果公司进场具有显著示范效应，将鼓舞莫迪政府在其他领域复制产业政策。对中国而言，这或许是在告诉我们，是时候认真审视“印度制造”的实力和前景了。但同时，“印度制造”能给“中国制造”带来多大压力，关键还在于我们自身。

虽然印裔在欧美国家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但目前他们在印美、印英等双边关系中发挥的作用仅是促进性的，这些双边关系转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美英等国和印度国家利益的接近及政府间的推动。总之，在印度外交方面，印侨与印裔虽可在特定议题和特定国家发挥桥梁作用，但这不稳定也不连续，而且也并非总是有利于印度政府。

目前断言印度已就此走上工业化快车道还为时尚早。此外从全球地缘经济态势看，虽然印度目前远未实现工业化目标，但却试图标榜自身为“中国替代者”来呼应部分西方国家的排华经贸政策。一旦印度具备了一定“替代中国”的产业贸易能力，或将大幅增加部分西方国家的遏华底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看待有望成为“超大规模发达国家”的印度，不仅需要冷静谨慎的战术分析和挥洒写意的战略艺术，或许更需要从大国崛起的宏阔历史图景中汲取经验教训。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推动经济产业链“去中国化”，印度认为这是承接从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的良机。目前印度希望利用美国意在遏制中国，特别是在芯片等关键技术上的禁令，将一些资源引向印度。不可否认，印度在芯片制造上有部分优势，但鉴于其发展起点较低，一系列社会因素仍在形成系统性的阻碍。就新德里的芯片制造梦而言，结局多半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自阿富汗变局发生至今，阿国内形势仍处于过渡时期。安全上，阿富汗被认为处于“近几十年来最安全的时刻”，但仍存若干隐忧。政治上，反对派声音有所下降，阿塔主导的阿临时政府当前在整体上保持了较为团结的态势。国家治理上，阿临时政府施政能力虽好于国际社会预期，但其在经济发展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依旧艰巨。同时，地区国家对阿政策更务实，聚焦政治接触、经济复苏和强化反恐三大领域，并形成了初步的地区合作机制和网络。尽管阿富汗未来形势虽仍存变数，但包括阿邻国在内的地区国家都将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共同推动阿局势平稳过渡。

莫迪政府支持莫尔穆成为总统，是希望能获得一位站在己方、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部落民总统。印人党可能并不需要总统有所作为，但只要能防止像纳拉亚南那样的“添乱者”总统再次出现，那么对其而言为选举投入的所有资源都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