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印度（India）可能将国名改为“婆罗多”（Bharat）一事闹得沸沸扬扬。2023年9月，印度总统穆尔穆以“婆罗多总统”而非“印度总统”的名义向参加二十国集团（G20）新德里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发出晚宴邀请。同时，在峰会举行期间，印度总理莫迪的座位标牌也是“婆罗多”而非以往的“印度”。虽然改国名的主张在印度国内一直存在，但此番“大动作”引发外界广泛猜测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印人党）政府是否打算“动真格”。印度“国名之争”背后涉及了语言、文化、历史等多个层面的复杂因素，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文字游戏，但另有观点认为，该企图背后隐藏着更深远的政治意图。

印度即婆罗多？

正如印度著名学者查托帕迪亚所说，当代印度人大多从小就被灌输了自己的国家是“婆罗多之地”的概念。早在19世纪，无论是在印度的历史书写还是社会观念中，“印度”和“婆罗多”的同一性已经确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1950年出台的《印度宪法》才在开篇就声明：“印度即婆罗多，将由各邦组成。”对许多印度人而言，婆罗多即印度，印度即婆罗多，只是一般在国际场合使用英语时，会使用“印度”一词。

不过，若这两个词语真能完全等同，那么《印度宪法》中“印度即婆罗多”的表述就是多余的。事实上，该表述是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和“印度宪法之父”安倍德卡尔等人在制宪会议上和保守派势力进行激烈斗争后妥协的结果。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印度”和“婆罗多”起源不同。该说法认为，“印度”一词是从外部视角来定义本国，它最早被“异族人”用来表示印度河（在今巴基斯坦境内）以南和以东的土地，近现代之后被英国等西方殖民者用来定义其所统治的南亚次大陆区域，带有耻辱印记；而“婆罗多”一词来自古梵文文献，是印度对自己的称呼，没有殖民色彩，更能体现印度的民族自尊与悠久传统。因此，各路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长期以来不仅在对外宣传和内部文件中一直使用“婆罗多”指代印度，还一直推动该词在官方和国际场合彻底取代“印度”。2016年和2020年，印度最高法院都曾收到要求更改国名的请愿书，尽管都未成功，但印人党政府已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使用“婆罗多”。

实际上，以同样“去异族化”“去殖民化”理由对印度国内具有明显穆斯林或英殖民时期色彩的地名、地标进行改名，是一项已持续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工程。例如，建成于19世纪末，为纪念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即位50周年而命名的孟买地标性建筑维多利亚火车站在1996年被改名为贾特拉帕蒂·希瓦吉火车站；2018年，由莫卧儿王朝皇帝阿克巴建立的印度北方邦东南部城市阿拉哈巴德被改名为“钵罗耶伽”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7月，包括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草根国大党、达罗毗荼进步联盟、印度共产党在内的26个主要反对党组成了印度国家发展包容联盟（Indian National Developmental Inclusive Alliance），简称INDIA。该联盟将在2024年印度新一届大选中挑战印人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DA），其特殊命名不仅象征着反对党试图赋予自身的强大合法性，也包含着“印度”将与印人党“一决胜负”之意。当前，双方阵营的选前博弈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因此，此次印人党政府向外界释放信号以“婆罗多”替代“印度”称呼本国，或许也是一种选举策略。

真实的“婆罗多之地”

然而，仅用词汇起源的“内外之分”来区别印度和婆罗多是一种较为粗浅的做法。从地理、文化和政治概念上来讲，这两个词语的最大区别在于印度指代现代世界体系下的政治实体与受现代法律和政治制度所控制的有界领土；而婆罗多则不能完全被宪法条款和地理边界定义，它是一个不受政治变迁影响的“永恒之国”，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鼓吹为脱离了普世规则并能够自我存在、自我延续的伟大传统。

从历史上来讲，婆罗多的含义本身就是多变的，即便在古梵文文献中，它的定义和范围也随时会发生变化。从其溯源来看，婆罗多实际上是较晚迁入南亚次大陆的一支雅利安部族的名称。他们在传说中的雅利安各部族内战“十王之战”中，击败了更早迁入该地区的其他雅利安部族和土著，并逐渐通过部族合并成为当时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主要政治和军事势力。婆罗多部族所统治和影响的地方因此被称作“婆罗多之地”（Bharatvarsa）。但是，从古代地理的角度看，“婆罗多之地”的范畴向南未超过德干高原以北的温迪亚山脉和讷尔默达河，向东未超过位于阿拉哈巴德附近的迦罗迦森林，换言之，现今印度的中部、南部和东部都不那么“婆罗多”。在当时的观念中，一旦越过上述边界，就不再是“婆罗多之地”，而是野蛮人居住的“不洁之地”。

不过，正是因为这种“洁净”和“不洁”的区别一直被延续，才使婆罗多具有了区别于常规地理空间的含义。尽管古印度文献《往世书》中称“位于海洋以北、雪山以南的国家被称为婆罗多”，但从历史实践来看，“婆罗多之地”没有真实地理范围，其根本含义更多在宗教、社会层面。它是业力之地（Karmabhumi），有一套特定的社会规范和因果法则（即业力）在此地运作，因此，能否遵行“正法”，履行宗教仪轨才是能否被接纳为“婆罗多之地”的标准。换言之，当一个地区开始从文化上融入印度教社会规范、奉行种姓制度、举行祭祀之后，该地区才属于“婆罗多之地”。因此，婆罗多更多是空间上界定的社会秩序，而不是政治组织实体。实际上，迄今为止，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依然在沿用这个定义，正如印人党“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喉舌媒体《组织者》社论所言，“‘婆罗多’是永恒正法（Sanatan，指印度教）蓬勃发展并践行印度教特性（Hindutva）的圣地，而‘印度’是一个殖民地名称”，“‘婆罗多’的理念代表了印度教世界观的永恒性和连续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试图“消灭”印度，将其变为婆罗多，是在重申“印度是印度教的印度”“印度是印度教徒唯一的故乡和圣地”的旧调。这种狭隘的社群主义思想将许多宗教和少数族群排除在外，许多人因此反对以“婆罗多”替代更具有多元化属性的“印度”。

“不可分割的婆罗多”

“婆罗多”之名背后还隐藏着一种理念，那就是认为印度应以历史上的文化范围来定义自身边界。正如美国兰德公司报告在评价印度战略思想时提出的那样，在构建自我身份认同时，印度民族主义者希望从历史汲取营养，然而由于印度在历史上缺少统一而庞大的政治实体，印度的政治军事史并不像其文化那样具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因此，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才不得不转向文化民族主义，婆罗多这个名称正是体现了这点，即他们认为印度的连续性、伟大性和独特性首先来自文化。因此，相比“印度”，“婆罗多”是表现印度民族团结的更有效方式。印度法学家卡奈曾言，尽管印度自古以来的疆土都处于不同王朝或政权的统治之下，但“从远古时代起，伟大的国王和人民就一直渴望将整个‘婆罗多之地’置于‘同一把伞下’”。这就是说，由于有着同一社会规范与文化氛围，印度是天然内在统一的。该观念也成为上世纪印度争取国家独立进程中维系领土完整性主张的思想基石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与这种象征文化边界和统一的婆罗多概念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概念——“不可分割的婆罗多”（Akhand Bharat）。这是印度教民族主义主要理论贡献者沙韦卡尔所极力鼓吹的概念，即认为“从克什米尔到拉梅斯瓦拉姆（南印泰米尔纳杜邦东南部岛屿）、从印度河到阿萨姆邦，印度必须保持一体且不可分割”。也就是说，南亚次大陆的文化同一性本身就意味着战略和政治上的统一，次大陆分裂为不同国家是外力作用下的“不正常”状态。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一个至高奋斗目标，就是要将婆罗多“恢复”为“分割”前的模样，让阿富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国重新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婆罗多”国家，RSS甚至将每年的8月14日定义为“不可分割的婆罗多”纪念日。由于引发邻国反感，印人党政府一度在选举和宣传中低调处理了这一概念。然而，今年5月28日，印度新议会大厦揭幕，描绘“不可分割的婆罗多”的壁画就公然出现在了该建筑内部。从该壁画描绘的地图来看，它甚至还涉及了部分中国西藏领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以“去殖民化”“去异族化”为由支持国家更名的理念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更深的政治动机和地缘野心。尽管在G20峰会期间引发轩然大波之后，印人党高层官员试图澄清国名之争不在印人党政府的议程中，但同一时间，北印中央邦重要城市印多尔已通过在所有公务文件中将印度改名为“婆罗多”的议案，而这绝不会是孤例。

一国之名往往反映了该国的身份认同和国家构想方式。印度国名之争是其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该争议将继续影响印度的内政和外交，我们依然需要观察当今的印度到底如何设想自己。

（作者为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