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日韩两国“准同盟”形式的安全保障合作是在阻碍因素未能解决前提下，因美国强行弥合与共同的外部威胁促成的战术性合作，缺乏制度保障无法实现战略性合作。一旦美国战略调整及日韩核心利益触及到两国在安全保障问题上的分歧，阻碍因素便会破坏日韩两国间脆弱的共识，安全保障合作便会出现陷入停顿、倒退。

美在亚太地区重构同盟体系，势必对地区秩序的长期走向带来重大影响。目前，美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呈现出网络化、议题化、经济化等新的发展趋势。最新的“戴维营精神”基于安全考虑的经济领域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传统军事安全同盟的范畴。这一变化不仅意味着地区安全关系的重大变化，也将对地区经贸合作产生难以预测的冲击，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架构带来深远影响，更具战略意义。

在戴维营峰会后公布的《协商约定》文件中，美日韩三方并未作出类似于北约第5条“共同防御”的约定，这意味着美日韩安全关系距离北约还有不小的距离。而且从性质上讲，三方合作约定属于“政治承诺”性质，缺乏法律强制力，这表明美日韩还不是正式的三边军事安全同盟，当前三边关系或可定位为基于美日、美韩双边同盟的“准三边同盟”。不过，尽管短期内美日韩建立“东亚版北约”的条件尚不具备，外界对于美日韩合作的“冷战回归”动向依然不可掉以轻心。

尹锡悦上任以来力求将韩国打造成“全球枢纽国家”，开始从全球视野规划和调整其外交战略。鉴于长期以来，大国和周边是韩国外交的两大支柱，而在“全球外交”战略中，多边的地位和作用更突出。因此如何平衡大国、周边和多边外交之间的关系，是韩国外交未来面临的主要课题。客观而言，在大国关系中保持一定的战略自主，在推动半岛局势缓和及周边形势稳定的基础上在多边和全球舞台发挥作用，是韩国的明智选择。

韩国要走向世界的中心，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要为国际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应该受到欢迎。但一个“中枢国家”的国际地位不是仅仅靠经济实力就能堆积出来的，它应该有自己的战略定力，有较为独立的内外政策，能够妥善处理复杂敏感的多边关系，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还能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能弥合多少分歧，缓和多少矛盾，才是“中枢国家”的价值所在。我们希望看到韩国成为给半岛和地区、给中韩关系、给世界带来更多光明和希望的“全球中枢国家”。

中国与日韩关系的缓和，有利于保持东北亚局势稳定，提升经济合作，也有利于增进相互间交流。但客观来看，当前中国与日韩关系的缓和仍是脆弱和有限的，不足以构成东北亚形势的趋势性好转。这主要是因为目前美日韩对华政策的调整是策略性而非战略性的，美国遏制中国的总体战略方向没有变，日韩决策层的对华认知和政策也未有实质性变化。

2022年韩国GDP跌出全球前十。鉴于韩国经济增长受国际经济影响明显，尽管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但如果出口没有得到修复，韩国经济增长将较困难。尽管经济面临如此不利局面，韩国却追随美国对中国进行产业链、供应链脱钩，使中韩经济合作严重受损，这样做显然“损人不利己”。如果尹锡悦政府还不能在经济增长上有所表现，其执政支持率恐难有起色。于韩国而言，一旦经济失色，其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亦难实现。

日韩两国太空计划的提速，加剧了东北亚地区业已相当激烈的太空竞逐。但两相比较不难发现。日本航天低调而强劲，今后其将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并谋求突破禁区，扩展到安全和军事领域。韩国的太空事业虽取得一定成功，但受制于自身技术实力、国内外局势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真正实现“航天强国”梦想还需重重考验。

究其实质，日韩此轮互动更像是在美国撮合下两国保守派执政当局间的一场政治联姻，这轮高层互动只能表明两国关系得到局部性、暂时性的改善，并不意味着冰释前嫌，更不意味着完全和解。中长期看，历史宿怨与现实分歧交织，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仍将长期困扰两国关系改善进程。从日韩关系现实和东亚地缘格局看，美日韩三边关系要从“两盟并立”走向“三位一体”，绝非易事。

中韩经过30多年经济合作，经济相互依赖度高，中韩贸易额远超韩国与美日欧贸易总和。美国鼓励韩国与中国脱钩，本质是为美服务，尹政府希望与美形成产业联盟和科技联盟来发展本国尖端科技产业，争夺世界科技主导权的想法恐会落空。随着中韩贸易结构的调整，如果韩国能适应中国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的新变化，增加高增值、高技术产品的对华出口，增加高质量、高水平投资，就能保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如果韩坚持配合美国遏制中国，中韩关系只会进一步恶化，最终只会损害韩国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