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直接冲击了日本经济社会，激化了社会矛盾，对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和对外战略的影响也非常直接。导致日本加紧推进战略转型，同时，在强烈的“对华制衡”思维推动下，加之国内政治因素掣肘，岸田政府的外交安全政策基本继承“安倍路线”，对华博弈的力度和防范对抗的举措都有所强化。面对“世界向何处去”“亚太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日关系尤需趋利避害，有效管控分歧，把握难得机遇，扩大各类合作，稳步做大“良性资产”。

把军工产业培育成国家战略产业是韩国发展战略的重要选项。大力推动本国军工产业发展一方面是为满足国内需求，另一方面也将其作为重要的出口产业。目前，韩国有可能很快进入世界五大军火出口国行列，且其“全球四强”目标也在日益接近。不过，考虑到韩国要成为世界级军火大国依然受到一些短板的局限，为此韩国不仅要提升军工产品的开发及技术能力，而且需要改善国内相关制度和措施，更加大力扶持军工产业。此外，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变化也与韩国军工出口前景密切相关。

经济形势严峻，就业愈加艰难；预期与现实落差巨大；首都圈对各种资源的吸纳和汇聚；年轻人看待工作的观念发生改变，四者导致韩国年轻人就业难。同时，就业难还对更年轻者造成重大而深刻的影响。韩国年轻人身上出现的上述现象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且，这些现象在欧洲国家、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向后工业化社会和新自由主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都曾出现。韩国政府要想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结构性层面着手，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惟有如此，韩国年轻人才有可能逐步摆脱陷身已久的就业困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处于经济低迷期，而韩国却保持着中高速增长，日韩经济差距迅速缩小。不过，当前韩国仍然在很多制造业领域受制于日本，想要赶超日本仍有较长的路要走。但如果日本仍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经济低迷状况，或许韩国赶超日本的时间可能会比想象的要短。

无论从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前景看，进一步夯实对华经贸合作都是韩国应该坚持的方向。韩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根本挑战，说到底还是如何适应国际经济秩序的转变。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之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大主要引擎，韩国需要坚定顺应和融入这种态势，不被国际上一些意识形态化的嘈杂声音扰乱本该作出的理性选择。

尽管相当部分的韩国民众已经厌倦这种反复无常、内耗严重的政治争斗和报复，希望政府早日将政策集中于经济和民生。但“积弊清算”和“政治报复”的恶性循环结构在现行政治体制下难以有效解决。同时，韩国政治的这种“怪圈”不仅阻碍着其国内政治的健康发展，对朝韩关系的改善以及半岛局势的稳定也产生着负面影响。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两国实现了和平相处、互利共赢。但近年来，日本部分领导人对华态度出现变化，借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领土问题等挑衅中国，尤其是在互联网上，这些问题被放大，使中日相互认知出现扭曲。中日两国善意交往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也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两国应更好地管控分歧，共建相互尊重、合作互利的新型双边关系。

韩美战时作战控制权移交问题迁延日久，存在内外诸多复杂因素。首先，韩国不同阵营的领导人一上台，对这一问题就会采取不同的态度。而韩国国内对于韩军总体实力的判断分歧更是加剧了这种拉扯态势。同时，美国也有自己的考虑。说到底，指挥权移交的一再推迟虽有韩国政府更迭的政策非连续性因素，但最重要的根源是美国不愿放松对韩国的掌控，不愿把指挥权交还韩国。可以预见，在美韩同盟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韩美两国围绕战时作战控制权等诸多问题，操控与反操控的博弈仍将持续。然而美国面临的韩美同盟困境压力也将越来越大。

随着中美、美俄关系严重恶化，防范与管控半岛危机已变得极其困难。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很有可能出现类似冷战前半期“北三角”、“南三角”的对峙状态。对此，有关各国不应掉以轻心，须尽快行动起来，为维护半岛与地区和平稳定做出努力。首要任务应是进行危机管控，全力防止半岛再次发生核危机及其他任何突发事件，而一旦爆发危机则要全力避免其升级为军事冲突。其次是必须将维护东北亚战略稳定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提上日程。第三，最终目标仍应是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持久和平机制。

中韩建交30年，两国在多领域积极合作，取得显著成就。但近年来，尤其是新一届韩国政府上台以来，韩国有进一步倒向美国之势，导致中韩地缘政治和经济矛盾更加尖锐。两国民众对彼此的态度也出现变化。未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美国联合盟友同中国“脱钩”、遏制中国崛起等严峻挑战，中韩应着眼长远，继续秉持互相尊重、互惠互利原则，增强战略协调，共同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