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美国总统拜登任内首次邀请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到访戴维营，举行美日韩三方会谈。峰会结束后，三国联合发表了题为《戴维营精神：日本、大韩民国和美国的联合声明》，内容涵盖广泛，其中，经济上旨在加强关键领域的供应链整合；防务上建立三边安全热线、加强安全磋商协调；外交上，每年举行六个重要年度会议，包括领导人峰会、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等的会晤，建立多层次制度化会晤。拜登政府希望通过这场颇具象征意义的峰会，开启“日美韩伙伴关系新时代”，谋求建立美日韩三边合作的稳固、制度化和长期化机制。

美日韩联合声明与“戴维营精神”背道而驰

众所周知，冷战时期，美国通过驻军与防卫协定为日、韩两国提供安全保障。美国通过分别与日本、韩国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1年）和《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3）建立同盟，强行将原本对立的日、韩两国绑定在美国主导的安全保障体系内，通过美国的中介作用建立间接联系。此后美国一直试图在东亚构建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干涉地区事务。但日、韩两国因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双边关系改善举步维艰，导致美日韩仅形成以“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为长边、以日韩“准同盟”关系为短边的三边合作体制。

1965年在美国的强力弥合下，日韩虽然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但是两国并未能达成真正和解，缺乏联盟国家的政治互信，造成日韩“准同盟”关系的先天不足且缺乏制度性保障。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基本沿着倚重“日美同盟”为基轴、巩固“美韩同盟”、促进日韩关系改善以避免日韩“准同盟”短边萎缩的思维演进。

本次峰会结束后，白宫方面颇为满意地表示，这是美国为帮助日韩在数十年的冷淡关系之后实现和解所做努力的“顶峰”。《华盛顿邮报》也高度评价，“拜登希望利用此次峰会庆祝首尔和东京摆脱数十年的相互指责。”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本次峰会是在日本历史罪责问题、独岛（竹岛）主权争端、福岛核电站污水排放等敏感国际问题堆积如山的情况下举行的。这场峰会并没有基于正确的历史观，从根本上解决日韩两国纠葛百年的历史恩怨，也未能触及日韩两国的领土争端，甚至回避了日本排放核污水议题。只是美国为一己之私，忽视日韩两国民意，试图强行解决日韩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且利用地缘政治冲突，贩卖安全焦虑，制造了东亚地区更为严重的对立。

1978年埃及和以色列在戴维营结束敌对状态，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戴维营协议》，后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谈判也在这里举行，使戴维营一度成为了“和平”、“对话”的象征。然而此次美日韩的联合声明虽被冠以“戴维营精神”，但却距离“和平”、“对话”精神渐行渐远，尤其是韩国总统尹锡悦放弃立国信念，为政客私利对日本过分“妥协”，已经歪曲了戴维营外交所宣扬的和平、对话本意，制造对立与忽视民意的美日韩戴维营协议终难持续。

韩国追逐“全球枢纽国家”目标而忽视半岛根本

韩国的外交政策长期以来都是在大国关系中保持平衡，并在半岛和周边形势稳定的基础上发挥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逐渐提出并主张自身中等强国的身份和定位，力求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领导力，同时也注重实现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然而，尹锡悦总统上台后，韩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显著变化。他不再坚持大国关系的平衡，而是倾向于与北约加强联系，提升韩美同盟关系，改善韩日关系，这些都与韩国政治民主化后的对外政策有所区别，呈现出更加阵营化的趋势。

尹锡悦政府提出“全球枢纽国家”战略，以期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2022年5月，韩国正式加入了北约合作网络防御中心，并以初始会员国的身份加入了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2023年3月，韩国以“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代表身份联合主持了第二届“民主峰会”，并邀请了太平洋岛国论坛的18个成员国领导人出席首届韩国-太平洋岛国峰会，与这些国家建立全面合作关系。同年6月，韩国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从2024年开始，为期两年。

这些举动似乎在表明韩国对全球事务的关心。然而，这种阵营化的立场反而可能会缩小其外交空间，这似乎与其提出的打造“全球枢纽国家”的愿景有所冲突。应清醒地认识到韩国迄今已取得的“全球枢纽国家”的战略成果，无论是今年3月尹锡悦同岸田文雄在银座品尝爆炸酒，重启时隔12年之久的穿梭外交，还是4月尹锡悦在华盛顿与拜登的会谈中，美韩将创建新的核磋商工作组，获得加强“延伸威慑”的承诺，这些外交“突破”实质上是美日对于韩国自此低眉顺目加入己方阵营的“嘉奖”。韩国在追求“全球”发展空间同时，必须巩固半岛和周边形势的稳定，这才是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根本。

本次签署的戴维营协议，站在美国的角度是及时修补了日韩“准同盟”关系的短边，巩固了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对于韩国而言则意味着韩国自此被编入拜登政府描绘的“新冷战”型集团安全保障体系，重新回到了冷战时期的角色。即在美国的东亚战略中定位日本为“核心国家”，将位处边缘地带的韩国视为拱卫日本的“缓冲国”。韩国被重新置于地缘政治冲突的最前沿。正如韩国共同民主党对尹锡悦政府的警告“韩国就像站在刀刃上一样”。

脆弱的戴维营协议面临民意的考验

据韩国中央日报社报道，8月21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国务会议上表示，“戴维营韩美日三国合作体系是为了将全球复合危机和挑战转化为机会，发挥共同的领导力和责任意识”。尹锡悦评价戴维营协议“对于韩国国民来说，危险将切实减少，机会将切实增大”。但社论认为“从现在开始对三国关系的管控将变得更加重要。就像国际关系中的一般协议一样，戴维营的精神和原则、承诺也处于各种可变的情况。根据明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此次协议结果可能会面临考验。明年韩国议会选举的结果或日本的政治状况变化也有可能成为变数。”

没有国民支持的对外关系文件和约定只能是短命或不完整的文件。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和殖民所造成的历史伤痕是深层的。韩国国民内心深处的痛苦源自二战期间日军绑架和虐待成千上万名慰安妇与征用劳工的悲惨回忆，韩国国民对于日本的不信任源于二战后日本政府从未正视这段历史，从未对1910年至1945年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进行过真诚的道歉。

从历史角度而言，2023年3月尹锡悦政府在访日前，公布了解决日本强征劳工赔偿问题的“第三方代偿”方案，这被视为向美日的友好姿态。然而，这种做法忽视了受害者及其家族的意愿，也忽视了韩国民众对妥协的坚决反对，是以牺牲韩国的立国信念换取与美日关系的强化。尹锡悦政府“急转弯”的外交政策看似改善了日韩关系，实则无法消除日本精英对韩国先天的蔑视，更无法获得日韩两国历史问题的根本解决。

从经济角度而言，中国连续19年占据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位置，中韩贸易对于外向型经济体的韩国，对于半岛的繁荣与稳定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2021年中韩贸易规模接近韩国与美、日、欧贸易总和，韩国出口中有25%到了中国。2020年韩国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度是美国（6.3%）的6.3倍，日本（18.3%）的2.2倍。尹锡悦政府希望实行将中国的经济关系与安全保障“政经分离”的政策，但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这种一味追随美国的外交行为，已经破坏了东北亚安全和稳定的共识，为中韩两国多年来努力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蒙上了阴影。

值得注意的是，尹锡悦的支持率也在波动。据韩联社8月3日的最新民调，他的支持率为35%，差评率54%。许多人对他的经验和能力表示怀疑，认为他独断专行，缺乏与民沟通。明年第22届韩国国会选举即将来临，尹锡悦政府过度妥协于美日的外交行为，在选举中可能会遭到反弹。据5月4日《韩民族日报》委托Global Research于4月29日至30日面向1011名选民进行调查的结果：46.7%的受访者表示“为在下届国会议员选举中牵制政权，将支持在野党候选人”；41.1%则表示“为稳定国政，将支持执政党候选人”；中立和无党派人士更倾向于在野党；认为自己是“中立”的受访者中52.8%表示将投票给在野党候选人，34.9%表示将投票给执政党；“无党层”的受访者有43.2%表示将投票给在野党候选人，表示将投票给执政党的仅为27.3%。

现今国会格局是执政党国民力量党115席，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169席。“朝小野大”的国会格局若在下届选举中延续，尹锡悦政府在国会中的劣势，可能会影响到美日韩峰会的成效和预期效应。

“三边”的不对称性决定日韩“准同盟”的脆弱

由于美日韩三边合作体制下，日本、韩国与美国力量存在着严重不对称性。处于被动地位的日韩两国有着“被牵连的担忧”与“被遗弃的担忧”的行动逻辑。

具体而言，当共同外部威胁显著且美国无法及时兑现安保承诺时，日韩两国可能因“被抛弃的担忧”选择消弭分歧寻求安保合作。反之，当外部威胁缓和且美国能给予坚定支持时，日韩两国反而会因为各自利益，做出趋利避害的判断，陷入“被牵连的担忧”，选择降低安保合作水平。

日韩两国“准同盟”形式的安全保障合作是在阻碍因素未能解决前提下，因美国强行弥合与共同的外部威胁促成的战术性合作，缺乏制度保障无法实现战略性合作。一旦美国战略调整及日韩核心利益触及到两国在安全保障问题上的分歧，阻碍因素便会破坏日韩两国间脆弱的共识，安全保障合作便会出现陷入停顿、倒退。日韩两国因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和解，并没有底层的政治互信，如同悬挂在丝线上的积木，看似稳固，实则脆弱。韩日两国政权更迭后，任何一个不适当的行动都可能导致双边关系再次倒退，届时拜登在三国选举前夕苦心经营的“新冷战”型集体安全体系可能会面临解体的风险。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