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思想，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正展现出对传统“同盟战略”的全面超越。

从理论层面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价值取向、合作模式、思维方式和目标设定等方面，对传统“同盟战略”实现全面超越，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

一是价值取向的超越。传统“同盟战略”以本国或同盟集团的利益为核心，追求相对利益的最大化，为此不惜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利己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各国利益的共生共荣，倡导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种价值取向的差异，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广阔胸怀和高远境界。

二是合作模式的超越。传统“同盟战略”通常建立在军事、政治等领域的结盟基础上，通过签订条约、协定等形式，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形成相对固定的同盟关系。这种合作模式往往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对抗性，容易引发国际局势的紧张和不稳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的则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模式，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等各个领域，强调通过对话、协商、合作等方式解决全球性问题。这种合作模式更加灵活、开放、包容，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实现各国之间的互利共赢。

三是思维方式的超越。传统“同盟战略”基于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和冲突的舞台，各国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一方的所得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所失。因此，传统“同盟战略”往往强调对抗、遏制和威慑，试图通过军事力量和政治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了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树立了合作共赢的新理念，认为各国之间的利益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共同的利益和发展。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国际政治僵局，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四是目标设定的超越。传统“同盟战略”的目标主要是维护同盟内部的安全和利益，通过集体防御和军事威慑等手段，应对外部的威胁和挑战。其关注的重点往往是短期的、局部的利益和安全问题，缺乏对全球长远发展的考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目标，不仅关注各国的安全和发展，更着眼于全人类的未来和福祉，致力于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和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恐怖主义、贫困等。这一目标设定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前瞻性和战略性。

此外，从实践层面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合作范围、领域以及现实效果等方面，对传统“同盟战略”实现了全面超越，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可行路径。

其一，合作范围及领域上的超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吸引了155个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大家庭。涵盖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广大地区，涉及不同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包括众多发展中国家以及部分发达国家，形成了广泛而多元的合作网络。合作领域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生态环保等多个方面，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而美国主导的“同盟战略”主要集中在其传统盟友和一些战略利益相关的国家，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其合作内容多侧重于军事安全领域，近年来，虽向经贸、科技等领域拓展，但范围仍相对狭窄，且在合作中往往以美国为核心，对盟友的自主性和利益诉求关注不够。

其二，现实效果上的超越。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旨在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如中老铁路的建设，不仅促进了中国与老挝之间的贸易往来和人员交流，也带动了老挝的经济发展和地区互联互通，为当地民众创造了就业机会和更好的生活条件。而美国主导的“同盟战略”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自身利益，通过同盟关系对其他国家进行遏制和威慑。美国在“印太”地区拼凑的“小多边”联盟体系，目标是“抗衡中国”，维护其在该地区的主导权。这种零和博弈的思维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和不稳定，最终将给各国发展甚至全人类福祉蒙上阴影。

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传统“同盟战略”的全面超越。其在理论上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合作理念，在实践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在前景上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外交学院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网）